毛澤東與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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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前委，毛澤東拔擢英才 毛澤東和譚政是湖南同鄉。 譚政，1906年出生于湘鄉縣南竹山村一家書香門第。父輩指望他承繼家世，光耀門楣，取名譚世名，給以“正統”文化教育。但世名很有一點“野性”，讀私塾時，頗厭煩“之乎者也”，隨著年齡的增長，漸漸離經叛道，后來受妻兄陳賡影響，干脆遠離家門，投筆從戎，走上了革命道路，改名譚政。 譚政對聲名傳遍三湘大地的毛澤東早有仰慕之情，但一直無緣謀面。直到1927年他參加湘贛邊秋收暴動后，才有了交臂之機。 1928年夏的一天，譚政從遂川草林圩回到寧岡，組織上通知他去當工農革命軍前委秘書，在毛澤東領導下工作。 這天一大早，譚政懷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前委書記毛澤東在礱市的住處--兩間不很大的茅草房。譚政輕輕敲開門，毛澤東迎了出來。“是譚政同志吧，你從草林圩回來了?昨天還問起過你，今天一早就趕過來了，歡迎你呀!” 毛澤東的熱情和對他行止的了如指掌，譚政不免有些驚訝，連忙回答：“是的，我昨天剛回來，組織上通知今天來您這兒報到。” “你的岳父陳紹純老先生還好嗎?”毛澤東問，轉身拉過一把竹椅給譚政。 譚政愣住了。他的岳父，也就是陳賡的父親，雖然遠近聞名，可毛澤東怎么知道我和他的關系，又怎么知道我改名了呢? 毛澤東見譚政一臉疑惑，笑著解釋道：“這次要調人到前委工作，我從你的入黨志愿書上看到你就是譚世名，是陳老先生的乘龍快婿，我才要你來的喲!”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深深吸了一口，接著又說：“你那老岳父可不簡單，是個對社會、對革命有貢獻的人哪!他的三個兒了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就連女婿也給貢獻出來了!” “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譚政不解地問。 “那是去年的事情嘍!去年春節過后，我到家鄉搞農民運動情況考察，也去了湘鄉，見到了陳紹純先生。我們談得很投機。他說這個世道亂透了，可也只有亂透了人民才能覺醒，分出個好壞，起來造**。他把你們的情況告訴了我。譚政同志，你說我能不清楚嗎?” 毛澤東很健談，拉家常似的侃侃道來，譚政感到很親切，初次見面的那種拘謹漸漸消失。 “離開湘鄉后，我就注意打聽你的情況，這還是你老岳父的關照哩!”毛澤東談興很濃，“秋收暴動后，我曾從武昌警衛團的名單里查找，有沒有叫譚世名的，可只看到有個譚政。前不久，我要宛希先同志給前委推薦個秘書，他就推薦了你，說你入黨后工作積極，思想進步，有文化，字也寫得好。我讓他把你的入黨志愿書拿來看看，這才知道你改了名字。” 譚政一看天漸晌午，便急忙問道：“我來前委報到，前委在哪兒?” 毛澤東一聽，忍不住笑道：“前委就在這兒啊!怎么，你看不象嗎?” “就在這兒?”譚政一下明白不過來，“其他同志呢?” 毛澤東用手指指自己和譚政：“都在這兒啦，一個書記，一個秘書，都到齊嘍!” “原來是這樣”，譚政心想，“前委就是毛澤東一個人。前委秘書，確切地說，也就是毛澤東的秘書。” 毛澤東立起，指著外屋一張木板床道：“早就準備好了，你睡這兒，我在里屋。” 譚政非常利落地把行李鋪好，毛澤東看著很滿意。 “你來這里工作，可要辛苦的。”毛澤東指著里屋案幾上厚厚一疊文稿，“這不，剛剛為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個決議，還沒有抄寫呢。你來了，就先把這件事辦一下吧!” 從此，譚政開始了他一年多的秘書工作。 幾個月來，毛澤東主要忙于給中共中央寫報告，也就是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的《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他常常是一面指揮紅四軍打仗，一面抓緊時間揮筆疾書。毛澤東每寫好一部分，譚政便用工整的字體眷抄清楚。毛澤東在寫作時，有時會突然停下筆來，走到外屋坐在床板上，與譚政研究討論一番，他們暢所欲言，非常融洽。譚政有什么弄不懂的問題，也常請教毛澤東。 他們交談的內容非常廣泛，關于革命的形勢和前途，關于紅軍的政治工作，關于對紅軍成份的認識，關于時紅軍官兵的政治教育，關于對俘虜兵的改造和使用，關于紅軍的作風和紀律，關于紅軍中黨的建設，等等。毛澤東有獨到而又深刻的見解，譚政耳濡四染，學到了許多書本上難以學到的知識。 譚政終生難忘其中的一次談活。 毛澤東問：“譚政同志，你說我們為什么要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進行武裝斗爭呢？” 譚政一時回答不出。 毛澤東沉思片刻，說道：“這是從血的教訓中得出來的！我們黨領導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都曾想占據大城市，可是反動派不允許。” 講到這里，毛澤東注目室外的蒼山碧野，良久才又接著說：“我做過農村調查，中國的農民是多么好哇！他們要革命，要翻身。要打倒一切反動派，他們是無產階級最接近的朋友。可我們黨有些人就是看不清這一點，眼睛總是盯著大城市。經過這將近一年的斗爭，我們逐漸懂得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很不容易呀！” 毛澤東點上一支煙，一邊吸著，一邊又時中國革命必須走這條唯一正確道路進行理論闡述。兩個多小時的交談，毛澤東的遠見卓識，使譚政刻骨銘心。譚政成了最早接受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人。革命勝利后，譚政將軍談起這段往事時，依然深情地說：“毛澤東同志的知識非常淵博，和他在一起，能得到莫大的收獲。我的許多知識，還是在井岡山時從他那里學到的呢！” 1928年115月下旬，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終于完稿。譚政將報告復寫了兩套交給毛澤東。毛澤東很高興地夸贊道：“抄得好啊，想得也很周到，兩套文龍，一套由湖南省委轉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轉中央。” 譚政把送信的交通找來，反復叮矚：“遇到意外情況，就是腦袋掉了，也不能把文件讓敵人拿去！” 古田會議，毛澤東要譚政助他一把力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不斷發展的時候，1929年上半年，紅四軍內部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排斥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迫使毛澤東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并指導地方工作。時任紅四軍軍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的譚政，心中非常憂慮。當他看到自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后，部隊戰斗接連失利，部隊建設暴露出來的問題也日趨嚴重，深感紅四軍不能沒有毛澤東。 譚政多次對周圍的同志講，毛澤東的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建設的流寇思想和必須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的主張是正確的，沒有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就不會有紅四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為此，他常常和別人爭論得面紅耳赤。 1929年10月下旬，向中央匯報工作、從上海回到閩粵交界松源紅四軍前委機關的前委書記陳軋帶來了好消息：黨中央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指示要請回毛澤東當紅四軍前委書記。聽到這個消息，譚政欣喜異常。 11月中旬，毛澤東接到朱德、陳毅請他立即回紅四軍主持前工作的信后，于月底從上杭僅洋抵達長汀，同朱德、陳毅會合，表示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隨后，他重新擔任了前委書記。 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已近半年，急切需要了解部隊情況。其實，譚政已經作好向他匯報的準備。譚政的匯報分為六個方面：部隊流寇思想嚴重，不往重農村根據地建設，熱衷于打城市，“走州過府”，還有一些干部產生了享樂思想，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拒不付政，欺侮老百姓；黨的領導有所削弱，有些領導干部不愿接受黨的領導，不相信馬列主義不重視黨的組織建設，提倡極端民主化，自由主義泛濫；單純軍事觀點，主張司令部對外，鼓吹什么”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排斥政治工作干部；軍閥主義思想抬頭，干部隨便懲處、體罰士兵，老兵欺侮新兵，有的單位公開槍斃逃兵；鼓吹絕對平均主義，反對官長騎馬，物質分配要求平均，公差、勤務不愿多做一點；部隊作風紀律渙散，不講政策，損壞群眾東西不賠，虐待俘虜，搜俘虜腰包，有的甚至調戲婦女…… 毛澤東一邊聽著譚政的匯報，一邊記錄，一邊思考。問題的復雜性和嚴重性超出了他的想象，看來只作一般性的政治教育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決問題，必須發動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官兵，進行一次全面清理。 譚政匯報結束后，毛澤東深情地握著他的手，說邊：“你的匯報很詳細也很重要，這些問題，看來要召開一次大會才好解決。在這之前，為了進一步聽一聽下面的意見，請你為我組織幾個座談會，時間、地點由你安排。” 稍停片刻，毛澤東又叮囑：“開座談會，不能把人叫到這里來，是我們下部隊去。到會的人召廣泛，有軍事干部，有黨代表，也要有管后勤、管伙食的，還要有各方面的戰士，要使各種意見都能聽到。到時候，希望你能同我一塊去。” 譚政剛要告辭，毛澤東又吩咐：“請你把羅榮桓同志也接到前委來，你們倆助我一把力，作些調查研究，也為大會準備一些材料。” 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著。毛澤東異常忙碌。他在同朱德、陳毅召開一些座談會的同時，又與羅榮恒、譚政深入部隊，在茅草屋，在祠堂或寺廟，在大樹下，接連召開了十多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每次座談會結束，又由譚政整理出書面材料交給毛澤東。 一天，毛澤東對譚政說：”調查工作我著差不多了，應該抓緊下一步。”他用手翻了翻那厚厚的一摞調查材料，“請你將材料認真歸納一下，寫成文件，提交九次黨代會討論，形成大會決議案。這樣部隊以后才好學習貫徹。” 毛澤東大病初愈，近來又廢寢忘食操勞，身體更加消瘦。譚政心想，此時能為他分擔一下肩頭的重負，實在是太應該了。于是他爽快地答道：““我一定完成任務！” 毛澤東又幽默地補充一句：“本人的松子，筆跡了草，難登大雅之堂，也要請你這秀才抄寫一遍。” 譚政接受任務后，就象一臺上滿發條的時鐘，夜以繼日地工作起來。幾天后，一份字跡工整的會議決議（草案），擺在了毛澤東臥室的幾案上。 1929年12月底，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譚政作為正式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會上，陳毅傳達中共中央九月來信，毛澤東、朱德分別作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大會順利通過了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史稱《古田會議決議》）。 國共合作，譚政上書毛澤東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長途跋涉二萬五千里，于次年10月到達陜北，建立起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陜西安定（現子長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后，毛澤東又在黨的活動分子會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時為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譚政，學習了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后，思緒萬千。他認為根據紅軍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應該及早向中央提出改進部隊政治工作的意見。不久，“西安事變”爆發，并得以和平解決，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譚政更加急切想寫“意見書”。 1937年春節前后，譚政把自己關在窯洞里，抓緊時間揮筆疾書。一個多月后，洋洋萬余言的《關于紅軍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見》終于寫成。3月26日，他把這份意見書呈送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 譚政根據當時的形勢在意見書中寫道；鑒于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使紅軍的政治工作發生重大變化，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當前，中、日間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加緊對部隊進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教育，就成為紅軍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務。同時黨在組織上、思想上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是不能改變的，部隊的管理教育不能放松，嚴格的紀律不容破壞。 譚政認為：基于今后抗日戰爭作戰任務和作戰對象的改變，政治工作仍然是以保證提高部隊的軍事技術和戰術素養為前提，發揚紅軍靈活機動的特長，既善于速決戰，又善于持久戰；善于攻擊，善于山地戰、平原作戰、村落巷戰、河川戰斗。要著重提高干部的戰術素養和指揮藝術。 譚政指出：政治工作領導，組終以黨的工作為基礎。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政治工作指導系統如果不和黨的工作指導系統融為一塊，政治工作必然偏離方向。當前部隊政治教育的基本點，是提高指戰員的民族感，發揚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堅定革命的意志。 譚政的這些主張，很快得到黨中央的重視。毛澤東在仔細審閱了這份意見書后，作出指示：譚政所提紅軍新時期政治工作改進意見是正確的。并將這份《意見》轉發部隊參照執行。 不久，譚政被任命為八路軍后方政治部主任，1938年2月又被任命為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此時毛澤東代理總政治部主任，譚政便成為毛澤東指導八路軍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 這期間，譚政還寫了許多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和干部政策的文章。他在《八路軍新四軍的干部政策》一文中寫道：正確的干部政策應當是：無論對待干部，團結干部，培養干部，一律不許有任何私人路線和狹隘的宗派思想。具體說：第一，不存私見，無論提拔干部和使用干部，都是從黨的原則出發，不是從私人路線出發；第二，黨員干部與非黨干部，都一視同仁，黨與非黨干部之間，只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義務；第三，既不姑息干部，也不糟塌干部，在干部中高度發展自我批評，依靠自我批評去團結干部、鍛煉干部和提拔干部；第四，獎勵先進，反對后退，拿先進的標準，作為鑒定和信賴干部的主要尺度。 譚政在這篇文章寫成后，首先送給毛澤東審定，還附了一封簡短的信，說明文章起草的經過，并著重申明，文章中有些觀點是由總政其他干部提供的。毛澤東看后，不僅贊揚文章寫得好，還贊揚譚政實事求是，不把功勞完全居為己有的真誠態度。 時至50年代初，在醞釀編寫我軍新的政治工作條令時，譚政多次講道，如果說他在抗戰期間，為總政治部、留守兵團起草的文稿，撰寫的文章，對軍隊政治工作建設有些作用的話，應該歸功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指導，歸功于總政等機關各級干部的幫助，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他自己只是動手執筆寫出來而已。譚政這種謙虛的態度，贏得了許多同志的稱贊。 高干會議，譚政的報告引起大會轟動 1942年，抗日戰爭進入最為艱難困苦的階段。為克服困難，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黨中央開展了“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這年10月至次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會上，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兼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主任譚政，代表聯防軍和留守兵團的部隊，就軍隊中的不良傾向作了檢討。 毛澤東參加了會議，認真聽取譚政所作的檢討，并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深的思考。不久，他又召集聯防軍主要領導開會，專門討論部隊政治工作問題。參加會議的有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徐向前，副司令員肖勁光，政治部主任譚政等。大家經過熱烈討論，認為部隊中存在著軍閥主義、山頭主義、教條主義等傾向，政治工作中也有一些薄弱環節。當時，由于各抗日根據地立即進入反掃蕩和反對國民黨密封鎖的斗爭，這些問題沒有來得及深入研究和解決。 幾個月后，形勢有所緩和，毛澤東又把這個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一天晚飯后，毛澤東把譚政請到自己窯洞，兩人圍坐在炭火盆邊，推心置腹地交談起來。 “譚政同志，已經很長時間了，你考慮過沒有？西北局高級干部整風會議上，揭露和批評的軍隊中的那些問題，報訊是什么？” 譚政沒有急于回答。幾個月來，他對此何嘗沒有冥思苦想。作為政治工作第一線的指揮員，沒有為軍委領導當好這方面的參謀，他暗自感到愧疚。 毛澤東遞給譚政一支香煙，自己夾起炭火點燃一支，又說道：“你在高干會議上檢討軍隊中關于軍閥主義傾向的問題，還提出了糾正的辦法和要求，這都很好。但那恐怕只是軍隊問題的一個方面。我認為，應該把整風運動中揭露出來的部隊的錯誤思想傾向，還有會議中提出批評的軍隊和黨的關系、軍隊和政府的關系、軍隊和人民群眾的關系，以及軍隊自身的官兵關系、上下級關系、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系、各部隊相互之間的關系，等等方面的問題。凡是存在的缺點和錯誤，都要在整風的基礎上，通過民主檢查大會加以揭露批判，從而糾正不良現象，造成軍隊內部親切友好的團結氣氛，激發官兵的積極性，提高部隊戰斗力，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抗日反攻高潮！” 毛澤東的講話富有啟發性。譚政說道：“主席，您講得很對！可我在軍隊政治工作方面，往往缺點很多。工作中常常是單打一，出現一種傾向，就只考慮解決糾正這種傾向，沒能認識到一種錯誤傾向同另一種錯誤傾向之間的關系，以及各種錯誤傾向的根源在哪里。” “譚政同志，你不要有壓力，也不要把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毛澤東擺了擺手說，“軍隊工作，有段時期我抓得也是不夠的。” 毛澤東站起身，在窯洞里踱了幾步，顯得有點高興地說：“現在值得慶幸的是，部隊通過整風運動、民主運動，把問題逐漸揭露出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亮了出來，這是件大好事。” 譚政資同地點了點頭。 “你看這樣好不好，你把我們今天講的，整風運動中、高干會議上對部隊方面提出的那些意見理一理，然后再帶些機關干部深入部隊，作些調查研究，進一步發動官兵揭露存在的缺點錯誤，再整理一下，寫成報告，提出改進的意見來。” 門外突然傳進朗朗的問話聲：“主席，您在和誰談得這么熱烈喲？”話音未落，周恩來便微笑著走進窯洞。 “啊，是恩來呀，快請坐。”毛澤東和譚政都站起來同周恩來握手。 ”我在和譚政同志交談。要他準備起草一個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并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講講，把軍隊這個時期揭露出來的那些問題系統解決一下。” “我完全贊成。這個問題我也考慮了很久。”周恩來接過毛澤東的話題，又補充道：“譚政同志，你起草報告時，是不是可以仿照主部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案的樣式，既要分析各種錯誤思想的表現、危害和產生的根源，還要提出糾正的辦法和要求。” 周恩來和毛澤東又交談了其他幾件事，便起身告辭。 毛澤東與譚政興猶未盡，兩人坐下繼續交談了一會，不覺時過午夜。 毛澤東送譚政走出門，象又想起什么事，用手指在掌心劃了幾下，突然問道：“譚政，你數一數，你的名字有多少筆劃？ 當時用的還是繁體字，譚政用手指數了一下，口答：“二十八劃。” “你再數一數我‘毛澤東”三字的筆劃。” 譚政又數了數答道：也是二十八劃。” “這就是嘍！咱倆從并岡山起，經過長征，又到延安，共事15年多了，大概你從來沒有想過我是二十八劃生，你也是二十八劃生，又同做共產黨人，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 譚政一聽，恍然大悟，會心地笑了起來。 譚政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終于把文稿寫成，呈送毛澤東修改，爾后又送周恩來審閱并征求其他領導人的意見。194年4月11日，時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的譚政，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立刻在會上引起轟動。 4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都、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聯合發出關于學習譚政《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報告的通知，指出：這個報告“是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問題的全面總結”，“八路軍、新四軍連級以上一切政治工作、軍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應一律將此件作為整風文件與國定教材”。“對于文化程度低的千部與全軍戰士，則應根據這一文件出神與各部以中存在的具體問題，編為通俗教材。進行普遍的教育”。 通知還指出：這個報告“不但特殊地解決了軍隊政治工作問題，而且也一般地解決了我黨歷史經驗、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上的許多問題，為全黨干部所應注意”。 整軍運動，毛澤東稱贊“東總”搞得好 光陰茬苒，轉瞬間，抗戰勝利已近兩年。1947年6月30日，劉（伯承）鄧（小平）大軍挺進大別山，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反攻的序幕。 大戰在即。此時的人民軍隊物質裝備和以術技術水平都有了極大改善和提高。如何使廣大指戰員的思想覺悟、精神面貌也有一個空前的提高，全面增強我軍凝聚力和戰斗力，就成了延安最高統帥部和各戰略區首長都非常關注的問題。 這時，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向中央軍委呈送了一份關于第三縱隊開展訴苦運動的整軍經驗報告，毛澤東非常重視，當即批示：“東總”訴苦運動搞得好，這個經驗很有借鑒意義。這年9月12日，毛澤東將這個報告親自修改后批轉全軍，要求各部隊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學習第三縱隊的經驗，在今后一段時間內，都要進行一次整軍運動，以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來。這份經驗報告，便是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譚政在副政委羅榮桓領導下，組織總結起草的。 “東總”訴苦運動是怎么回事呢？話得從一年初說起。 1946年7月7日，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東北局發布了《東北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即《七七決議》）。它提出了黨在東北工作的方針和作戰原則，統一了東北地區軍民的思想認識，是黨領導東北人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和奪取東北解放戰爭勝利的綱領性文件。 譚政參加了《七七決議》的蘊釀和起草。《決議》發布后，他立即帶領工作組深入部隊，檢查員徹落實的情況。譚政在調查中發現，我軍一些部隊除完成作戰、剿匪、出群眾工作等任務外，對官兵的階級教育和戰爭目的的教育，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因而迅速槽加的我軍新的成份的思想，尚未得到高度統一。同時，他也了解到有的部隊因憶苦思甜等階級政曹搞得好，部隊精神面貌為之振奮。于是他把這個情況帶到全區部隊政工會上，要求各部隊一定要重視階級教育，掀起以訴苦運動為中心內容的教育高潮。 譚政在這次全區部隊政工會上講了這樣一段發人深思的話：“哀兵必勝”的道理，古往今來的軍事家都是很重視的。但是象訴苦運動這樣動之以情、導之以逐的群眾性的階級教育，也只有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動起來。其效果是顯而易見的：階級覺悟空前提高，戰士們懂得了為誰當兵打仗，千百萬人自覺服從于一個意志--徹底擺脫剝削和壓迫，求生存，求解放，推翻舊社會，建立新中留，奔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樣一支有著崇高政治理想的有組織有紀律的隊伍，怎能不打勝？譚政的這一席話，發自肺腑，撥動眾人心弦。 譚政從遼東軍區政委陳云反映得知，遼東第三縱隊有些連隊訴苦運動搞得不錯，經請示羅榮桓，親自帶領工作組到第三縱隊，深入連隊，總結他們開展訴苦運動的經驗，爾后在第三縱隊全面推開。 一段時間后，譚政把調查和總結的第三縱隊開展訴苦運動的經驗，詳細地向羅榮桓作匯報。羅副政委聽后激動地說：“這在部隊政治教育上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創造，解決了當前部隊政治教省的主要內容和方法問題，是部隊政治教育的方向。”他指示譚政起草關于在部隊普遍開展訴苦運動的訓令，下發到各部隊；把第三縱隊的經驗寫成報道，配發《部隊教育的方向》社論，在《東北日報》上同時發表。這樣一來，以訴苦教育為中心內容的整軍運動，在“東總”各部隊中普遍地開展起來。 按照羅榮桓的指示，譚政還把第三縱隊的經驗報送中央軍委。 在毛澤東將這個經驗報告批轉全軍后，全軍很快掀起了新式的整軍運動同潮。 1948年3月，毛澤東在《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一文中，高度評價了由遼東第三級隊經驗推廣開來的新式整軍運動。他說：我軍的戰斗力之所以比以往有空前地提高，“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兩個月中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的整軍運動。由于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強的團結。在這個基礎上，部隊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群眾性的練兵運動開展了……這樣就使部隊萬眾一心，大家想辦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犧牲、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于天下的。” 來源：中國共青團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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