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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志與新邵坪上三位故人的書信故事
2016-12-27 09:44:04 來源:湖南日報 作者:湖南紅色旅游網 【 】 瀏覽:184次 評論:0
家國情深深幾許
——毛澤東同志與新邵坪上三位故人的書信故事
 

    第一師范。

    毛主席寫給張干的信。   

    毛主席托李日章轉給鐘壯湘的信。 

 

    毛主席寫給謝華等一師同學的信。    

    (本版照片均為通訊員攝)

 

    謝石 

    今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同志的123歲誕辰日。作者特地挑選了毛主席寫給三位新邵縣坪上鎮籍師友的信箋,從這些遒勁書法流溢出來的真實情誼中,領悟一位偉大的開國領袖是怎樣尊敬自己的老師、怎樣既講原則又講感情地關心自己的同窗、怎樣虛懷若谷地釆納諍諍諫言,怎樣以家國情懷對待這些曾經日夜相伴的布衣師友。

      與昔日校長張干:“驅張”“顧張”“念張”

    1914年春,第四師范并入第一師范(即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毛澤東被編入僅有30名學生的一年級8班。1915年,當時湖南省議會頒布了一項新規定:從下學期開始,每個學生須交納10元學雜費,才能多上半年課。這首先遭到了那些家境貧寒或因種種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濟的學生的強烈反對。有人透露:這個所謂“規定”,是該校校長張干為了討好當局而向省政府提出的建議。

    于是,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的學生們紛紛舉行罷課,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他們在校園內外大量散發傳單,揭露校長張干的所謂“劣績”。毛澤東看了,則不以為然,感到他們這樣去寫并沒有打中張干的要害。他心平氣和地對大家說,既然要趕走校長,就要批評他辦學校如何辦得不好。大家一致認為毛澤東的意見很對。于是,毛澤東重新起草了一份傳單,批評校長張干如何對上奉迎,對下專橫,辦學無方,貽誤青年。并連夜派人趕印出來,次日清晨帶回學校,廣為散發。

    此事很快傳遍了省城。湖南省教育司當即委派一位督學來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調處,在全校召開大會,要求學生復課,不準繼續“胡鬧”。這更讓事情火上澆油!他們紛紛給這位督學遞紙條,上面寫著:“張干一日不出校,我們一日不上課!”這樣一來,可把張干氣火了!有一個學監向他告密說,這份傳單是二年級8班學生毛澤東寫的。而身為一校之長的張干,也斷定這篇內容充實、自出機杼、議論縱橫、氣勢磅礴的文字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于是,張干當即決定:要掛牌開除包括毛澤東在內的17名帶頭“鬧事”的學生。

    消息傳出以后,曾經為毛澤東講授過修身、教育和倫理學等課程的楊昌濟先生(即楊開慧的父親)對此憤憤不平。他決不會容忍學校當局把他一向期望很大,并視為“柱天大木”、“當代英才”的毛澤東開除的!于是,他先后聯絡了徐特立、方維夏、王季范、袁仲謙等先生,仗義執言,據理力爭,為此專門召開了全校教職員工會議,為學生們鳴不平,共同向校長張干施加壓力,迫使校長張干收回成命。可是,一師的學生們并不就此罷休,他們繼續發動罷課,重申自己的誓言:“張干一日不出校,我們一日不上課!”在眾目睽睽之下,校長張干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卷起鋪蓋走了。

    解放初,66歲的中學教員張干惶惶不安:一是惱恨自己當了“地主”。他家本是貧農,以后任教40余年,靠積蓄購置了一份田產,未想卻成了地主;二是當年的學生毛澤東如今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當初悔不該提出開除他,又給記大過;三是在重慶談判前夕,他給毛澤東發了一封電報,請他“應召”赴渝,還要他“幸勿固執”,這不是替蔣介石說了話嗎?張干日夜在惶惑與苦悶中生活,又兼生活窘困,有時竟無以為炊。他想給毛澤東寫信,卻拿不起筆來。

    1950年10月5日,毛澤東在自己的家宴上,向湖南一師校長周世釗打聽起張干來。在座的還有徐特立、謝覺哉、熊瑾玎等人。他聽說張干一直在教書,當時很受感動,說:“張干這個人很有能力,30多歲就當了一師校長,不簡單,原來我估計他要向上爬,結果沒有。解放前吃粉筆灰,解放后還吃粉筆灰,難能可貴!現在看來,當時趕走他沒多大必要,多讀半年書有什么不好?”周世釗接著把張6口之家的生活窘況和愁苦心境一一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感慨系之,不假思索地說:“對張干應該照顧,應該照顧!”

    10月11日,毛澤東致函湖南省主席王首道:“張次岑(張干別號)、羅元鯤兩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現在均70多歲,一生教書,未做壞事。現聞兩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極苦,擬請省政府每月給津貼米若干,供資養老……并請派人向兩先生予以慰問。”于是,1200斤救濟米和人民幣50萬元(舊幣)送到了張干家。

    張干感激異常,夜不成寐。燈下,握筆含淚給毛主席寫信。“潤之吾弟主席惠鑒:敬啟者,……深感吾弟關懷干的生活,(弟)經國萬機,不遺在遠,其感激曷可言喻?”

    接信第二天,毛澤東就親自給張干回了信,言對張干的生活困難“極為系念”,這一語牽心動腸,力重千鈞。張干歡欣鼓舞,以他的學生中出了這樣一位偉人而高興。

    1951年秋,張干應毛主席之邀赴京。到京后,毛主席又請來青少年時代的師友羅漢溟、李漱清、鄒普勛,到中南海一起吃飯。敘談間,張干想到當年那場學潮,一邊吃,一邊作檢查。毛主席緩緩地擺擺手:“我那時年輕,看問題片面。過去的事,不要提它了。”飯后,主席陪他們參觀中南海,看電影。幾天后,毛主席派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來為張干等人檢查身體。

    不久張干回到湖南受聘為省軍政委員會參議室參議、省政府參事室顧問。每月領取的聘金,加上學校的薪水,使一家生活有了保障。他常參議國家大事,應邀作報告,深為人敬重。

    1963年初,張干曾在病中兩次寫信給毛主席,請他設法幫助其女兒返湘工作,“以便侍養”。接信后,毛澤東一面積極為老校長張干分難解憂,一面給湖南省副省長周世釗寫了一封親筆信:“老校長張干先生給我來信,尚未奉復。他叫我設法幫助其女兒返湘工作,以便侍養,此事我正在辦,未知能辦得到否?如辦不到,可否另想辦法。請你暇時找張先生一敘,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難,是否需要協助。敘談結果,見告為荷。”

    不久,毛澤東便接到了周世釗的復信。1963年5月26日,毛澤東親筆給張干寫了一封回信:“次岑先生左右:兩次惠書,均已收讀,甚為感謝。尊恙情況,周惇元兄已見告。寄上薄物若干,以為醫藥之助,尚望收納為幸。敬頌早日康復。”

     與昔日同窗鐘壯湘:既重舊情,又講原則

    “毛主席來信了!”1952年2月9日,新化縣同大中學(今屬新邵縣第二中學)全校師生奔走相告。那一天,該校語文教師李日章接到了毛澤東從北京寄來的一個碩大信封。信封上寫著:湖南新化縣三溪橋同大中學李日章先生轉鐘壯湘先生。

    鐘壯湘,是與毛澤東在湖南一師同班五年的同學,1952年1月7日因為當時失業,無可奈何之際,他便到在同大中學教書的老朋友李日章家去傾訴苦悶。他忐忑不安地同李日章商量,想向當年的同班同學毛澤東寫封信求助,只是不知現已身為國家主席的毛澤東,還有沒有時間關心這位離別30多年的窮同窗。李日章是個豪爽人,見鐘壯湘信中都是問候語、祝賀詞,便直截了當地為他加上“目前處境艱難”一段。他很有信心地告訴鐘壯湘,毛澤東一定會回信的。

    果然,正是年關時節,這封毛澤東寫于1952年1月25日的回信,展現在這位年過半百的無業老人面前。鐘壯湘老淚縱橫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讀著這位同學的來信:“壯湘學兄:一月七日來信收到,甚為感謝。生活困難,甚念。暌違日久,不悉吾兄經歷,未知所宜何事?惟獲來信說,曾以教育為業,如愿從事教職,擬可與當地主持教育的同志試為謀之。”

    毛澤東既重舊情,他關心著這個當年的同窗,又講原則不以私人關系去為同學謀求福利。李日章便立即同鐘壯湘帶著毛主席的信,步行三十多公里趕到當時的新化縣文教科,“試為謀之”去了。新化縣很快就給鐘壯湘安排了工作。

    鐘壯湘在1914年至1919年五年間,和毛澤東在一師不但是一個班,而且晚自習都共一盞煤油燈。在學校,毛澤東經常關心他的生活學習,又知道他忠厚老實,待人誠懇,便經常要他陪他去楊昌濟老師家。

    1971年8月,退休在家的鐘壯湘因說了幾句公道話,被造**派抄了家。他托人帶信到周世釗那里訴苦,周世釗把此事告訴了毛澤東。也許毛澤東一直把這個“可靠”的小老弟記在了心中,只要老同學周世釗到北京去,他就要順便問問鐘壯湘的情況。毛澤東便委托他去處理鐘壯湘問題。周世釗隨即以自己的名義向鐘壯湘家鄉所在的公社革命委員會寄出了300元錢,并附了一封信:“鐘壯湘先生是我的同學,也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同學,我受毛主席的委托給他寄上300元給他作生活補貼,請收到后立即送到他家并轉告我。”

    公社革委一接到此信,立即把300元錢連同“造**派”抄走的東西送到鐘壯湘家里。鐘壯湘此時正因病臥床,面對這一情景感激地說:“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啊!潤之學長,你真是個偉人啊!”

      與昔日泳伴謝華:虛懷若谷納諫言

    謝華是坪上鎮勝利村草樹坪人。于1915年至1919年在湖南一師八班與毛澤東同班,相交甚篤。謝華一師畢業后,即在鄉村從事教育工作。他為人爽朗耿直,喜打抱不平,敢講公正話。所以,在土改時,毛澤東對謝華等的來信,非常感激,糾正了一些偏差,還希望他繼續來信提意見。可見相隔三十多年,毛澤東仍然知道這位老同學性格,值得信賴。

    謝華是當時一師的游泳健將,是從小在資江邊長大的,因此每次去湘江游泳,毛澤東總是要邀上謝華和他的胞兄謝誠(字秉謙,當時是一師二班學生)一起赴湘江中流擊水。畢業后,謝華兄弟因無背景關系,只能和大部分窮苦的一師畢業生一樣,回老家學校(舊屬新化)教書糊口。解放前,他們兄弟受到蔡鍔滇軍新化籍將領曾繼梧的賞識,推薦在維山的私立學校教書,常和一師新化籍的同學相往來。土改時,謝華、鐘壯湘等幾位毛澤東的同學,看到當地征糧政策有一些過火現象時,就如骨鯁在喉。但是,他們感到作為鄉下的窮教書匠,人微言輕,地方干部根本不會理睬,惹煩了說不定還會惹來災禍。但是他們認為,如果讓這種行為蔓延,不但對農民不利,也對政權的鞏固不利,而且對主政的老同學毛澤東更不利。于是,謝華主筆,由鄒介圭、鐘壯湘授稿,直接向毛澤東上書。寫完之后,這幾個落魄的布衣又猶豫遲疑,擔心老同學已非昔日“潤之”,說不定還會披了“逆鱗”、犯下滔天大罪。忐忑再三之后,鄒介圭、謝華表示:我們不怕,這是對老同學一片赤誠之心,以他平時的脾性是會接受意見的。

    信發出不久,毛澤東即親筆作了回復:“孝逵、壯湘、謝華、敏樹、廣藩、德藩諸位學兄: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來信收到,深為感謝,遲覆為歉。所述征糧工作中的缺陷,三月政務院指示已有所糾正,不知執行情形如何,諸兄如有所見,尚祈隨時示知。此覆,敬頌。敬禮!毛澤東,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毛澤東稱贊他們寫得好,并稱上面已經開始糾偏。還希望他們繼續提出意見。當時新化乃至湖南的有關工作做得穩妥,與毛澤東這幾位仗義執言的同學也頗有關系。不久,謝華還單獨收到毛澤東的來信,問及有關農村情況,并邀他“北上一游”,可惜謝華竟貧病交加,一病不起,于1951年秋季病故。病中有人建議他向毛澤東求助,他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時百廢待興,主席擔子已經不輕,我不會因個人的私事去求老同學。周圍百姓無不為之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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