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習慣了艱苦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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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榮桓在住房問題上，嚴格要求自己，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在井岡山上，他經常風餐露宿。中央革命根據地內的祠堂、廟宇、草棚、草舍，長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陜北的窯洞，沂蒙山區的莊稼院，他都住過。 1947年7月，羅榮桓從莫斯科治病回國后，組織上考慮到他重病未愈，需要有一個較好的休養環境，便安排他家四口人住在哈爾濱市區原沙俄占領時期一個別墅里。這使艱苦樸素慣了的羅榮桓很不自在，幾次向有關部門提出將這所別墅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處房子。一次，他看到譚政住著一幢二層小樓，于是就對譚政說：“跟你們搭個鄰居怎么樣？你家住樓上，我們住樓下。歡迎嗎？”譚政當時還以為羅榮桓是在開玩笑，可沒過兩天，羅榮桓真成了他的鄰居。 1949年9月至1954年秋天，羅榮桓全家住在北京南池子18號，這所房子原為一個不大的官僚所有。北京和平解放前夕，此人匆匆南逃，留下了房子連同房里的全部陳設。這里要住上羅榮桓一家，加上秘書、司機、警衛員，顯得太小了，但羅榮桓欣然接受。他搬進后，對室內那幾個博古架和架上的一些古玩擺設提出了意見，讓秘書通知中共中央辦公廳，將它們統統搬走，免得孩子給打壞了。 1952年底，中央軍委召開高級干部會議，鄧小平來看望羅榮桓，看到院子里加蓋了車庫和秘書辦公室，想散步都沒有地方。羅榮桓夫婦又生了兩個千金，老家的大女兒和女婿、外孫一家也來到北京，加上收養了一些無依無靠的孩子，房子和院子就顯得更擁擠了。在鄧小平的建議下，1954年秋天，有關部門安排羅榮桓舉家搬遷東交民巷新8號，鄰居有賀龍、陳毅、張鼎丞。羅榮桓在這里一住就是10來年，直至逝世。 羅榮桓曾對妻子林月琴說：“住的房子大小，看起來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們是黨的干部，要時時想到生活在基層的人民群眾，不能官越做越大，樓越住越高，而離老百姓卻越來越遠，什么時候我們都要像毛主席說的那樣做老實人，辦扎實事。” 1956年，羅榮桓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后，中央辦公廳按規定要給他增派工作人員，增加車輛。他一概拒絕，他說：“我現在身體不好，具體工作管的不多，有一個秘書管管文件就行了。”但是，警衛部門提出，首長外出時需派警衛車，家里警衛工作也應加強，要在他家增派副官和警衛人員。他仍不同意。經過反復商量，最后他只同意增加一名副官。 羅榮桓雖然擔任許多領導職務，秘書一直只有一人。為了照顧秘書的學習和休息，羅榮桓還常常親自簽收文件。按照當時的規定，在他家里可以放映專場電影，但他堅決反對這樣做。有一次他不在家，放映隊來放了一場電影，他知道以后很不高興，不僅批評了身邊工作人員，還把總政文化部的負責人找來說：“我們為什么不能出去看電影呢？你們放什么好片子可以打電話通知我，我想看就去，不想看就算了，以后不準再到家里來放。”從此以后他家里再也沒有放過電影。 （通訊員 朱習文 滿一斐 湖南日報記者 孫敏堅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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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中國紅色旅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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