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海勇
1938年5月26日，毛澤東開始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題為《論持久戰》的演講，歷時9天。第一次開講不久，他就宣布了黨的成立紀念日：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17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1周年。
事實上，當年舉行的抗戰周年及中國共產黨17周年紀念活動采用的是7月1日到7月7日紀念周時間區間。除了明確“七七”是抗戰周年紀念日，并沒有明確“七一”的歷史定位。但此后兩年，“七一”紀念日在黨內漸成共識。1941年6月底，中央發出指示明確當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20周年。這就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確定“七一”是黨的成立紀念日。
一次特殊的采訪
談到“七一”紀念日的確定，不得不提共產國際為中共成立15周年舉辦慶�；顒印�
作為除蘇聯之外唯一擁有自己軍隊的無產階級政黨且局部執政，又經歷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磨礪考驗，中國共產黨的英雄業績足以傲人。適逢共產國際“七大”對國際共運政策作出重大調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發布“八一宣言”，被樹為民族統一戰線的榜樣。會后，共產國際決定翌年為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舉辦紀念活動。
1936年6月至8月間，相關慶祝活動在莫斯科舉行。同時，共產國際還要求各國共產黨舉辦“聲援中國人民日”等活動。8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給隨紅軍長征抵達陜北的中共中央發去賀電。相關舉動在國際共運史上均屬首次。
1937年7月1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上作主旨報告。他宣稱，站在新興的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農民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已鍛煉成為共產國際最好的支部之一。報告雖未明確將“七一”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紀念日，但在這一天作關于中共黨史的報告確有一定的象征意義。
此外，還有一場特殊的采訪，客觀上使對黨的創建歷史進行正本清源變得勢在必行。為了打破國民黨當局的宣傳封鎖，中共中央通過向宋慶齡吁請，促成美國記者斯諾1936年6月訪問陜甘寧邊區。近10個月后，斯諾夫人海倫·斯諾也來到陜北。西方記者報道“紅星照耀下的中國”，極大地增加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國際的正面影響。
當時，斯諾夫婦采訪到了毛澤東、董必武，在涉及個人生平時自然談及中共創建及中共一大的歷史情況。顯然，毛澤東和董必武事先并沒有就此溝通，二人有關中共一大開會時間的記憶各有表述。毛澤東對斯諾追述：“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董必武同海倫·斯諾會談時則是這樣說的：“我參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毛澤東的“五月”說，可能記的是農歷。中共一大原定于當年6月中旬召開，而那年7月5日是農歷六月初一。不過，因為要等各地代表到齊，一大推遲至7月23日才正式召開，那天是農歷六月十九。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根據斯諾的記述，毛澤東認同將中共一大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標志。
“八一”催化“七一”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前期，就十分重視發起組織各類紀念活動。有人作過梳理，大體可分為對國際共運重要人物、事件、節日的紀念，對近代中國重要人物、事件、節日的紀念以及對中共自身重大節日、重要事件、革命先烈的紀念。其中，對“七一”建黨紀念起到歷史催化作用的，理應是“八一”建軍紀念。
西安事變后，形勢突飛猛進，國共合作的前景看好。1937年5月10日，毛澤東、朱德發出通知，決定廣泛征集史料、編輯10年來全國紅軍戰史，以紀念中國工農紅軍誕生10周年。但當1937年8月1日來臨之際，延安卻中斷了數年來幾乎持續舉辦的紀念活動。個中緣由不難理解，“七七”事變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鑒于形勢危急，及時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鄭重宣布取消蘇維埃運動，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此后，著手推進陜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事宜。這種情形顯然不適合再舉行工農紅軍的建軍紀念活動。
不過，步入1938年后，“八一”紀念轉而凸顯反帝和抗日的內涵，發掘“八一宣言”歷史，強調堅持抗戰、保衛世界和平的任務。這一紀念轉型對“七一”紀念的確立，產生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在結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之際，軍隊實現重大的歷史任務轉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理應加強。誠如毛澤東在1938年10月召開的擴大的六中全會上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處于何種地位的問題”至為關鍵，這就是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才能領導這次戰爭達到勝利而不致失敗的問題。由此，確立黨的成立紀念日，成為“認識自己”的必要舉措。
在主客觀條件逐步具備的情況下，只留下一個問題：毛澤東是如何將記憶中的“五月”改為“七月”的？在毛澤東提出“七一”紀念日之前，除了董必武的回憶外，中共一大代表的相關憶述以及相關歷史文獻也多將中共一大鎖定于1921年7月。此外，還有一種可能是，毛澤東那幾年正在讀李達的辯證唯物主義譯著，加之何叔衡的犧牲、張國燾的出逃叛黨……幾位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際遇，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并激活了毛澤東的建黨記憶。
無論是何種原因，最終的結果是毛澤東創造性地將建黨紀念日定于7月的首日。一年之中、新月之首，既照應中共一大開幕的當月，又便于記憶推廣，稱得上高瞻遠矚、寓意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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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是上海·理想火種
在上海，完成思想洗禮
主持人：上海，人們往往看到它的時尚摩登，然而奔騰在其骨子里的是一股紅色力量。
1899年2月，上海萬國公報刊載《大同學》一文，首次用中文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引用了《共產黨宣言》。21年后，《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誕生在上海。
熊月之（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研究員）：近代上海一直是中國先進出版物的中心，從晚清到民國，從洋務思想、維新思想到革命思想，至少有75%的新出版物在上海出版。所以，社會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在上海出版，是歷史的必然。
主持人：中共二大會址，中國共產黨的第一部黨章就誕生在這里。這兒原本叫輔德里，625號曾經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達的寓所。
尤瑋（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副館長、黨支部書記）：同時，它也是人民出版社最早的編輯部舊址。當時李達是黨的宣傳工作的第一任負責人，在他的寓所當中編輯出版了大量的進步書刊。
主持人：從中共二大紀念館走出不用10分鐘，就能到南昌路100弄2號。這就是著名的老漁陽里，是建黨前夕上海共產主義者重要的活動場所之一，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搖籃”。陳獨秀曾居住在這里，將《新青年》逐步改造成宣傳社會主義的喉舌。
1920年5月，毛澤東來到上海。這年夏天，他與陳獨秀作了長談。毛澤東后來回憶：在我人生的關鍵時期，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也正是在上海，毛澤東作出了人生中一個重要判斷——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從此他就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信仰者。
思想一經啟蒙就如燎原之星火，一大批先進的中國人在上海完成了思想的洗禮和轉變。他們從國內外無數的“藥方”中找到了最適合中國的那一張，歷史就此掀開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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