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芷江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館長吳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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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報記者 喬伊蕾 7月16日。芷江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 走進他的辦公室，地上整齊擺放的一排銹跡斑斑的迫擊炮，格外顯眼。 “這些炮彈是我前不久剛從民間一個個收回來的。”18個炮彈，他自掏腰包共花費4500元。 “扎根在這里的第一天，我把這里當成了自己的家。” 每次出遠門，他都習慣去舊貨市場淘些“寶貝”。 吳建宏，是芷江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館長。 從1987年至今的28個年頭，他將所有的青春歲月奉獻給了紀念館，弘揚和平文化，弘揚中華民族的精神。 28年堅守紀念館，雖清貧也甘之若飴20世紀30年代，抗日戰爭爆發。 吳建宏的奶奶帶著他的父親和叔叔逃難來到芷江，奶奶沒能逃出厄運，死在了敵人的炮火中。 中華民族那段恥辱的歷史，在他心頭烙下沉重的印記。 1983年，芷江開始修復受降紀念坊，他經常跑去施工現場。看著那塊牌坊一天天變樣，一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雖然很多人不理解，但我自己很堅定。”1985年，他在一家水泥廠做工，因表現出色，在別人的推薦之下，他同時獲得了芷江縣煙草公司、芷江縣財政局、芷江縣文物管理所的調令。最終，他選擇了最“清貧”的芷江縣文物管理所。 1987年，他正式調到新的崗位，成為芷江受降紀念坊一名“勤雜工”，每天的任務就是挑糞、植樹、侍弄花草，講解這種“高大上”的技術活，所里只有老所長一個人擔任，雖然興趣濃厚，他也只能躲在一旁“偷學”。 晚上回到宿舍，他憑記憶整理記錄下一天的講解內容，思考補充不足之處。每到周末，他還會從圖書館借來很多中國抗戰、近現代建筑等書籍，深入學習。 “烽火八年起盧溝，受降一日落芷江；八年血淚流江海，一紙降書落芷江。”他將全部體會、情感融入這首詩中。 碰到所長不在，他就“客串”起講解員。一次，市里來了一批領導參觀，見沒人接待，他主動上前為他們講解。忽然，人群中一個熟悉的身影跳入他的視線，原來老所長悄悄跟在了隊伍最后，他有些緊張，但講解中迸發的激情慢慢掩蓋了緊張的情緒。 “小吳，你的講解已經超過了我，現在你可以正式接任我的工作了。”參觀人員走后，老所長拍拍吳建宏的肩膀，對他豎起大拇指。從那以后，他更是刻苦鉆研，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 1992年，老所長退休時推薦他擔任芷江文物管理所副所長。1999年，芷江縣委、縣政府任命他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館長，他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2001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無意中得知，國家有政策，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可以申報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經過多方打聽，他終于找到了門路。然而，由于紀念館資金緊張，沒有經費請專人制作申創文本，他決定和同事一起撰寫、編印。他們加班加點，不到3天時間，就將做好的一本數百頁厚的申報文本，遞交給了國家相關部門。 2005年11月21日，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落戶紀念館，這是紀念館建館以來獲得的第一塊國家級金字招牌。 28年前，選擇這份工作，就是選擇了堅守清貧，堅守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榮譽，這遠遠勝過了用金錢衡量的價值。 自掏腰包購買抗戰實物數百余件，全部無償捐給紀念館 “一個紀念館如果沒有豐富的館藏文物，弘揚抗戰文化、和平文化就沒有了基石。”吳建宏將搶救、挖掘抗戰文物，當成了工作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一次，他接待了一批前來參觀的臺胞，得知當年中國戰區主持芷江受降主官蕭毅肅將軍有9個子女分別居住在臺灣、美國等地，并收獲了其中一個臺灣的通訊地址，但沒有電話，他如獲至寶，一心想與其家人取得聯系。 從那一年開始，他適逢過節都會給這個地址郵寄賀卡、名片以及紀念館相關資料，整整堅持了十年，他堅信一定能打動蕭毅肅將軍的家人。 2003年的一天，吳建宏接到一個美國打來的越洋電話，對方是蕭毅肅的二兒子蕭慧麟。他告訴吳建宏十年來他寄的東西都通過臺灣轉到了美國，他和家人看了后十分感動，決定前來芷江。 “這些東西已經不再屬于蕭家，它們屬于中華民族。”蕭家兄妹先后5次來到芷江，向受降紀念館無償捐贈了400多件文物。 吳建宏一直有個習慣——去哪都背著10本沉甸甸的聯絡本。凡是來紀念館參觀過的與當年受降歷史有關的人員，他都會親自陪同講解，并將獲取的信息一一記錄在聯絡本上。 陳納德將軍的妻子陳香梅女士捐贈了將軍遺物18件；美國飛虎隊隊員約瑟夫·德，捐贈了223張反映當年中國抗戰的歷史照片……他憑著熱情與執著，感動了無數參觀者，在文物征集上取得一次又一次成功。 最令他自豪的是找回存封將近70年、日本在芷江向中國人民無條件投降的原始視頻。這段視頻時長達20多分鐘，找回它，找回的是中華民族的尊嚴。 1990年，他在整理文獻資料時，發現了有關紀錄片《芷江受降——降使今井》的兩張海報。直覺告訴他，有海報就一定有投降的原始視頻。為此，他跑遍國內電影制品廠、檔案館，就連臺灣國民黨黨史館、軍史館也跑了好幾趟，可每次都帶著遺憾回來。 2005年恰逢抗戰勝利60周年，他捕捉到一個信息——美國斯坦福大學即胡佛研究所、國家檔案館等相繼解密了二戰時期的相關文件資料，甚至連蔣介石的日記都原封原味地保存在胡佛研究所。一個大膽的聯想讓他覺得：視頻資料就在美國。 帶著尋找原始視頻的使命，2006年10月，他來到美國，一頭扎進了當地的資料館、檔案館，仍無功而返。后來，他聯系上現旅居美國，祖籍芷江、原湖南師大油畫院教授、美國油畫原創協會會長錢德湘夫婦，委托他們尋找這份珍貴的資料，也一直無果。 吳建宏開始懷疑自己的思路有問題。終于在一張照片里，他找到了答案。原來，抗戰時期，美國人將芷江的拼音翻譯為“ZhiKang”。利用這個方法，2013年5月，錢德湘夫婦終于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回了這份原始視頻。 28年來，他自掏腰包累計購買抗戰實物數百余件，全部無償捐給了紀念館。同事們勸他在文物征集經費中列支這部分費用，他卻笑著說，“這些展品，是我對這份工作最好的留念。” 近年來，受降紀念館、飛虎隊紀念館從海內外征集珍貴文物、資料共3000余件。 干凈干事，明白做人 一項審計數據顯示：從2007年至2011年，芷江受降紀念館資產增幅達553%，年均增幅110%，總資產達9000多萬元。作為該館“帶頭人”，吳建宏功不可沒。 1999年，他剛接手紀念館館長一職，就面臨紀念館內外交困的局面——參觀者門可羅雀，門票收入寥寥無幾；外債欠了10多萬元，內部員工工資、保險等無法支付；紀念館外部圍墻被洪水沖垮，陳列館展覽內容需要更新。 為改變這一狀況，他勒緊“褲腰帶”，打破吃“大鍋飯”的局面，大刀闊斧推行改革，紀念館成為了當時文物管理系統首家無底薪發放的單位，工作人員全部實行績效考核制度。 雖然大家的工資“縮水”，但肯干事、想干事的熱情卻一天高過一天，業務能力也得到快速提升。不到一年時間，紀念館還清了所有外債，財務還略有結余。 “既然是‘領頭羊’，要想帶著員工一起創業，就必須有超前思維，將榮譽化為政策、資金，才能贏得持續發展的動力。”2005年下半年，他了解到國務院已將芷江抗日戰爭勝利受降舊址納入第六批國保單位的預審名單。然而，前五批2000多家國保單位，有一半以上因為沒做規劃，沒有列入國家項目的“籠子”，項目資金無法落實到位。 他大膽決策：在獲得審批之前，就著手項目規劃工作。為此，他聘請了一支專業隊伍。當其他第六批國保單位還在為掛牌慶祝時，他們已經做好了受降舊址總體保護規劃、遺址維修預算方案，成為第六批1008家單位中第一家上報國家文物局的單位。 紀念館會計劉旭麗告訴記者，自2008年3月紀念館實行免費開放以來，運行資金、項目資金、爭取到的資金已累計達5000多萬元，各項經費開支吳館長從沒搞過“一言堂”、一人當家，經費的用途都事先列明了開支預算，通過集體討論決定，且每個月干部職工大會上，當月收支都會逐筆通報。 “干凈干事，明白做人”，是吳建宏幾十年如一日堅守的信條。特別是擔任館長以后，對待個人利益他更是堅持“警鐘長鳴”。 一次，一位老相識帶著禮品來拜訪，希望吳建宏安排自己的孩子來紀念館上班，并承諾事成之后以20萬禮金酬謝。他婉言拒絕：“來這里工作代表的是中國對外宣傳的形象，需要層層考核，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如果你的孩子是我們需要的高素質愛國人才，一旦通過考試，我們熱烈歡迎。” 吳建宏坦言，一輩子若能從事自己喜愛的職業，比得到多少錢、身居多大官位更重要、更快樂。 |
責任編輯：中國紅色旅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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