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作潮傳奇人生——傳奇木匠造電臺
1903年5月11日，涂作潮出生于湖南長沙東鄉郭公渡一個十分貧寒的家庭。快滿14歲時，遵照母親的吩咐，少年涂作潮到了已出嫁的二姐涂細貞家，跟隨姐夫楊子林學做木匠活，不到一個月，由于干活時不得要領，他挨了姐夫的打，于是憤然回到家中。在家中寒居一年后，已皈依基督教的大哥涂福生將涂作潮帶到長沙，跟他學木工活。
1920年前后，正當少年涂作潮走向青年之時，長沙出現了工人階級的進步組織“湖南勞工會”。1921年1月，年輕的涂作潮參加了勞工會，領了枚銅牌會員證，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勞工會的書刊，受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啟蒙教育。他還進了工會辦的長沙建筑工人夜校學習，并開始傾向于共產主義。
這年5月，為反對“蔣錫榮木行”老板肆意剝削工人，該行的工人憤而舉行罷工，長沙其他店、行的工人也紛紛響應，形成泥木行業總罷工。涂作潮積極參與了罷工的組織工作，沏茶倒水、迎來送往，忙個不停。罷工最終取得了勝利，泥、木工人的工資也獲得了提高，涂作潮卻因為積極參加罷工，被資本家解雇，失去了生活的來源。但是沉浸在斗爭勝利喜悅中的涂作潮卻毫不后悔，覺得第一次嘗到了工人階級如果想翻身、得解放，就只有團結起來向資本家斗爭的甜頭。多年之后，涂作潮才知道這次罷工是我黨成功領導下的一次長沙泥木工人總罷工。
1924年初，涂作潮告別故鄉來到了上海恒豐紗廠當替工，有機會進入當時中國工人運動的中心，并有機會靠近黨和黨的事業。同年初，我黨為配合楊樹浦區的工人運動，開辦了工人夜校，強烈的求知欲驅使他走進了工人夜校。涂作潮看到招生廣告后即前去報名，無意中走向了黨的隊伍。接待涂作潮的是蔡和森的繼兄蔡林蒸，也是湖南人。在交談中，蔡林蒸問道：“你相信共產主義嗎?”涂作潮回答：“相信！”接著蔡又告訴他，“相信共產主義還不夠，還有共產黨呢！”涂作潮熱切地說：“我不知道哪里有共產黨，我找他去!”一個月之后，李立三找他談了話，向他解釋了共產黨的性質等有關黨的知識，并審查了其家庭和歷史情況。最后，由蔡林蒸、林仲丹(即林育英)二人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5年5月1日，中國第二次勞動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涂作潮受黨組織派遣，以恒豐紗廠工人代表的名義，前去參加了這次大會。會議宣告全國總工會成立，并加入赤色職工國際。
赴蘇留學與參加六大
“五卅”運動之后，黨組織決定派一批已經暴露的同志到蘇聯去學習，涂作潮也被選中。
涂作潮在東方大學上的是工人班，組織關系是在中共旅莫支部。不久，蘇共“東大”黨委宣布取消中共旅莫支部，涂作潮擔心這樣會失去中國黨的領導，為此曾痛哭了一場，還同幾個同志一起去找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蔡和森提意見。蔡和森向他們作了解釋，勸他們尊重上級的決定。后來他便服從組織的決定，暫時加入蘇聯共產黨。涂作潮在來莫斯科的志愿書上寫著：“愿受鍛煉，學習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將來應付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促進迅速成功。這就是我的志愿。”
1928年6至7月間，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涂作潮作為東方大學的代表，到會旁聽，并擔任會議庶務科庶務員。庶務科負責會議的衛生、交通、供給、會場布置以及其他生活招待事項，主任由胡秉瓊擔任，庶務員僅3名。6月18日的主席團第一次會議上，討論了大會各委員會的組織問題，涂作潮名列職工運動委員會和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6月22日，會議討論了各省關于調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學生參加大會并于會后回各省工作的請求，決定湖南、湖北各調給3人，調給湖南的是涂作潮、左鎮南、汪廷觀，其他各省一律不準，以保證大會秘密不致泄漏。參加“六大”期間，周恩來在聽了涂作潮的身世后，親切地拍著他的肩膀稱他為“木匠”，此后“木匠”便成了他從事隱蔽工作的代號，也成了他終身的別名。
中共“六大”結束前夕，中共代表團指示涂作潮改學國內革命工作亟需的通訊專業。張國燾代表組織同他談話，說：“現在國內紅軍急需的是無線電通訊技術人才，戰斗中，一個團的單位，由于通信聯絡不上，常常不能完成戰斗任務，甚至遭到不應有的損失。組織上不同意你學習爆破技術，你改學無線電吧！”周恩來也同涂作潮談了話，對他說：“去學通訊，用心點。部隊等著用人，我們沒有人，沒有掌握技術，部隊缺乏聯絡。”于是涂作潮放棄了自己喜愛的專業，堅決地服從了組織的要求。1928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遠東局開會研究了中共代表團提出的在蘇培訓10名無線電人員的方案。決議案副本的提議名單和決定名單中，涂作潮均以首選列入。根據這一決議，是年11月6日，東方大學作出了將涂作潮姓名從所有的名冊上去掉，停止供給，派往托爾馬喬夫軍政大學的調令。其實，涂作潮等4人是到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報到，學習通訊技術，由于當時奉調學習無線電通訊屬絕密，校方在調令中不便寫明。東方大學給涂作潮的鑒定是：政治思想可靠、組織紀律性很強。在回國后宣推薦工作一欄的薦語是：宣傳工作，不低于省一級。
1928年底，涂作潮和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宋濂、譚獻猶、劉希吾等4人前往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報到。在校期間，涂作潮學習了放狗、放鴿、有線通訊、無線通訊、繪制軍用地圖、修理汽車、木工和鍛工技術等。在學習無線電通訊時，由于他以前曾患過腦膜炎，腦子不太好使，收報速度無法適應教學要求，別人能每分鐘收100個字，他自己連30個都辦不到。有鑒于此，在教員的勸告下，他決定主攻機務，加緊學習電臺修理。經過一個多學期的學習，1929年10月，他奉命前往遠東劉伯承組織的“共產國際遠東支隊”當機務員；此后，又一度在海參崴的“契卡”電臺學習；數周后秘密回國，取道營口，再度來到了上海。
參與創建我黨無線電事業
到上海后，涂作潮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工作，其直接負責人是李強，間接負責人是顧順章，主要從事無線電通訊技術工作。
1929年冬，在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號，由李強裝配出中國共產黨獨立掌握的第一部電臺。1930年初，涂作潮抵達上海后，即在李強的領導下參與了這部電臺的開通和改進工作。他們平時就住在蔡紹敦開設的霓虹燈廠樓上。在這里，涂作潮找來不少美國出版的無線電雜志，從中尋找新式合用的無線電收發報機圖樣，然后想方設法地弄來可供裝配電臺所需的無線電器材、工具、零件，嘔心瀝血，反復琢磨，夜以繼日地苦干，經過無數次失敗和試驗，最后終于取得了成功。
1930年9月，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黨中央決定在上海秘密舉辦一個訓練班，為蘇區和紅軍培訓無線電干部，地址就選在法租界巨籟達路(今巨鹿路)391弄(四成里) 12號，對外以“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名為掩護。
1931年初，涂作潮還擔負了一次鮮為人知的特殊使命，那就是擔任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南昌同國民黨談判釋放張輝瓚事宣。當時中央蘇區在第一次反“圍剿”作戰中活捉了國民黨前敵總指揮張輝瓚，這使國民黨上下大為驚恐。蔣介石和張輝瓚的家屬都企圖保住張輝瓚的性命，遂派出國民黨江西省政府秘書王信一前往上海，通過上海地下黨員龔飲冰的關系，要求中共中央派人去南昌同國民黨商談放張事宣。國民黨方面提出的初步條件是：只要不殺張輝瓚，張手下的朱耀華旅可以五條件投降紅軍，另送彈藥及醫藥用品等若干；如果張輝瓚愿意留在紅軍中也行。黨中央于是派出涂作潮和李翔梧前往南昌。他們兩人同王信一一起乘國民黨的水上飛機到了九江，然后坐火車轉至南昌。到達南昌后，王信一對他倆招待得頗為殷勤。然而，這天下午當他倆買到一張報紙后，不禁大吃一驚，報上登載了一則消息：張輝瓚已被槍決，其人頭放在門板上順水漂到了吉安。看來是由于在上海的黨中央同中央蘇區通訊不暢，蘇區紅軍不知道中央的談判計劃，以致于行動失調。這樣一來，同國民黨的談判就無從談起，他倆的生命安全處于危險之中。看完報紙后，兩人立即決定離開旅館，撤回上海。他們步行到離南昌30多里處的魏崗村，取得了一個叫魏朝鵬的商人的同情和幫助。在魏家躲了一個月左右后，他們又經魏朝鵬護送經景德鎮、祁門、黟縣、清江等地，于1931年2月安全回到了上海。
戰斗在中央蘇區
不久，黨中央決定派曾三、伍云甫和涂作潮3人一起到中央蘇區去工作。1931年3月，他們乘法國郵船到了香港，從香港坐火輪到汕頭，再經福建三河壩、永定、長汀，最后到達江西興國東固的坳上，被分配在紅軍總司令部電臺工作。
原來，中央紅軍在1930年底的第一次反“圍剿”作戰中曾繳獲了一部半電臺(其中一部電臺只有收報機，無發報機)，而隨同這一部半電臺的原國民黨軍隊的10名報務人員也一并被“解放”過來加入了紅軍，這就有了建立紅軍無線電通訊的“種子”，奠定了創辦紅色電臺的基礎，并由此誕生了紅軍無線電大隊。涂作潮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被上級派來加強蘇區通訊技術力量的。
從4月起，涂作潮開始在中央紅軍總司令部當電臺機務員，很快就成為電臺的主要技術骨干。中央紅軍總司令部對電臺十分重視，朱德總司令、郭化若代理參謀長、左權參謀處長、楊立三副官長等都常到電臺了解敵軍動態，以便準確指揮紅軍作戰。一天，左權來找他，說：“電話隊里出了一些問題，你在蘇聯學過有線通訊，你去看看怎么回事。”涂作潮到電話隊后，經過幾天的分析，發現是因為隊里的一個來自舊軍隊的廣東人在搗鬼。他沒有認真教學員學技術，導致了學員業務水平低，因此工作起來就常出問題。找到問題的癥結后，涂作潮向左權作了匯報，并著手給學員講了兩次業務課，詳盡地對他們講解了電話機的內部結構以及故障的排除方法等，還畫了幾幅草圖，幫助他們理解和記憶。此后，電話隊由于業務技能的普遍提高，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整頓，通訊工作很快轉入了正常。1931年12月寧都起義期間，一天深夜，中革軍委正在焦急地等待著前方的消息，然而偏偏這時電臺出了故障，無法同前方取得聯系。涂作潮聞訊趕來，很快干凈利索地排除了故障，但當他去叫報務員起床工作時，大家卻不相信電臺已經修好，以為他是在開玩笑。無奈，他只好自己暫時充當報務員，打起手鍵呼叫，順利地同前線聯系上了。再去叫報務員起床工作，他們仍不起來，涂作潮急了，嚴肅地說：“對方已經回答了，再不起來工作的話，后果由你們負。”此事傳開后，使大家感到十分驚奇，對他過硬的業務素質深感折服。
電臺成立之初沒有臺長，僅設有政委一名，由馮文彬擔任。馮文彬調到總部特務營當政委后，上級便任命涂作潮為電臺政委。能當上領導，這對一般人來說本是件求之不得的事，但涂作潮卻不這樣想。他當上政委后，繼續干著機務員的工作，且事無巨細，都要關心，甚至幫挑夫挑笨重的擔子行軍，有時一天工作達20多小時。這樣一來，他的技術工作便同領導工作發生了沖突，面對這一矛盾，他毅然選擇了技術工作，而主動辭去了政委的職務。
在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作戰中，涂作潮和紅軍司令部無線電總隊的同志們一起為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1931年7月，紅軍總司令部駐在建寧時，一天收到了一封來自蘇區中央局的電報，由于天氣不好，裝備又差，信號收聽不清，只記下零零星星的幾個字碼。根據這些字碼，涂作潮等人推斷出電報的內容大意是：蔣介石準備第三次“圍剿”紅軍的戰斗快要開始，紅軍應在3天內由福建返回江西興國高興圩集結待命。總司令部接到命令后，便率領紅軍出其不意地兼程回師江西，及時投入戰斗，從而粉碎了國民黨發動的第三次“圍剿”。
1931年11月，紅軍無線電總隊回到了瑞金。一天，總隊領導王諍對涂作潮說：“紅軍中現在的收發報機不少了，有的需要修理，有的需要改裝，我看你就在后方負責這一工作吧。”不久，軍委下令成立無線電通信材料處，任命涂作潮為主任。當時，全處僅有六七個人，設備也很簡陋，只有一把克絲鉗、一把扳手和幾把起子。但在很短的時間里，材料處就在涂作潮的帶動下，憑著雙手修理了好幾臺收發報機和一些充電機，還把繳獲的一臺國民黨“交通兵團”造的收發報機改裝為“哈特萊”式。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涂作潮還用從上海秘密運來的無線電零件為贛東北蘇區裝配了一部50瓦電臺，使贛東北蘇區與中央蘇區建立了電訊聯系。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時，上級叫涂作潮為會場裝上電燈。在30年代的農村，電燈還是個罕見的新鮮玩意，極少有人見過，蘇區又沒有發電廠。涂作潮知難而上，設法解決這一難題，除為會場裝上幾盞32瓦的燈泡外，還在會場外的代表活動區域安裝了幾串12瓦的小燈泡。沒有發電廠，他就同其他同志一起把材料處的那部直流充電機拉到會場下面的地窖里，發電后向會場供電。
1932年夏，材料處改為中革軍委通信材料廠，涂作潮改任廠長。材料廠比材料處時的人員多，除了增加一個通信班的戰士外，還增加了不少技術工人和學生。主要設備有普通4尺皮帶車床一部，臺鉗兩三部，搖鉆一臺，2.5馬力發動機一部等。材料廠當時除了修理收發報機外，兼做電源插頭、蓄電池、活塞漲圈、齒輪等，并能做落地就響的手榴彈，還改裝成功一臺手搖發電機。有一次，紅軍派人從香港買來的兩部高壓發電機的齒輪壞了，無法發電，換齒輪吧，紅軍又沒有銑床，無法銑齒輪。對此，涂作潮大膽提出用車床代替銑床，但當時廠里技術最好的工人包松林不敢動手，怕做不好。身為廠長的涂作潮和政委朱邦英都感到有必要一試，如果齒輪銑不出來的話，高壓發電機就只能報廢。于是，他倆就反復研究，把齒輪的數目、大小和間距計算好后，再讓車工用車床去銑，結果一次就把齒輪加工好了。
培養紅軍無線電技術人員的訓練班，很快由一個發展為幾個，后來又發展為一個通訊學校。1933年，在瑞金紅軍通訊學校的學員已擴增到1000多人，分設無線電通訊、電話通訊、旗語通信和司號通信等專業。還由涂作潮負責開辦了一個機務人員訓練班。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任紅軍通訊材料廠廠長的涂作潮，因患有惡性瘧疾，奄奄一息地躺在擔架上，隨項英、陳毅率領的后方部隊轉移。在會昌的梓坑，紅軍衛生部的王立中用最后一支六O六針劑救活了涂作潮。稍后，涂作潮在一次同長征紅軍進行無線電聯系時，與大部隊失散了，便跟隨湘粵贛游擊隊一起行動。1935年春節前后，經幾次短兵相接的遭遇戰后，湘粵贛游擊隊同項、陳主力部隊逐漸拉開了距離。在尋塢附近，湘粵贛游擊司令蔡會文、副司令范樹德根據中央軍委撤退時的要求，命令通訊材料廠毀掉器材，并安排涂作潮到2000多公里以外的湘西去找賀龍的紅二軍團。由此，涂作潮開始了獨自一人的漫漫征程。涂作潮在1935年的4月，只身徒步、乘車、乘船，途經6個省，輾轉5000多公里，終于到達上海。
在西安事變中
1936年夏，為加強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迫切需要溝通延安同西安的通訊聯系。為此，周恩來曾兩次署名發電，令上海地下黨設法使“涂木匠6月12日隨董(健吾)牧師等到達西安”，于“7月20日進入蘇區(延安)”。但直到9月，這一命令才通過蔡叔厚傳到涂作潮手里。
9月的一天，蔡叔厚告訴涂作潮，說有熟人找，然后給了他一封介紹信和40元錢，讓他到西安去我黨組織，信封上寫著：“劉多荃師長(張學良所部)收”。于是，涂作潮于 1936年中秋節前后，來到了西安，住在東大街的西京飯店，化名蔣貴庭。隨后，黨派到張學良身邊負責紅軍同東北軍高層聯系的劉鼎與他接上了關系。劉鼎叫他裝一臺能同延安通報、花錢最少、體積又小的電臺。他立即動手，先是用15塊大洋買來一臺日本收音機，再用了兩天時間就將其改裝成一部5瓦“哈特萊”式電臺。兩天后，劉鼎告訴他，和延安聯系上了，電臺性能很好，只是由于市內干擾大，聲音小，在市外聲音則大一些。接著，涂作潮又應劉鼎的要求，裝配了一臺能用干電池做電源的5瓦電臺，并親手做了一個裝電臺的木箱子。這部電臺小巧靈便，便于保密和機動，可避開國民黨當局分區停電的測向偵察。
鑒于涂作潮精湛的技術和堅定的黨性，在延安的黨中央曾在這年的9月至11月間，幾度電令涂作潮從西安前往延安，參與中央的電訊工作。但劉鼎深感涂作潮在西安責任重大，因而幾度“抗旨”。10月12日，劉鼎電告中央說“目前(木匠)尚不能來蘇區。只待此地的小家伙造好，交坤兒 (彭紹坤)，即可來家(延安)做事……”10月14日，毛澤東親自電告劉鼎“……木匠工作如完畢，望告來蘇區(延安)一行……”11月1日，葉劍英、劉鼎再次“抗旨”，理由是“木匠此間工作未完，要留(西安)較長時間”。11月 15日，劉鼎又報告中央“(木匠)目前尚不能來……如木匠不來而對家中無技術質量的損害，可留在我處，我有多方用途”。
“西安事變”前夕，上級需裝配一臺能和全國通報，功率達100瓦的電臺。涂作潮從劉鼎那里受領任務后，即冒險上街采辦零件。沒有合適的變壓器，他就根據電臺功率的需要，計算出變壓器鐵芯的面積，再根據鐵芯的面積，計算出線圈的匝數，然后親自動手繞制變壓器。當時西安買不到 866型號的水銀真空管，他便設法用4只80型號的真空管來代替。其余的211型號真空管、濾波器、慮波扼線圈、天線、安培表等零件在西安買不到，他便開好單子，由劉鼎派人乘飛機到上海去買。“西安事變”前3天，他奉命搬進了張學良的公館，在那里繼續裝配電臺。
“西安事變”發生后的第5天，涂作潮在張學良公館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身穿一套干凈整潔的黑色中山裝，一見到他，便招呼道：“木匠啊!木匠!我們又見面了。這些年你吃苦了。”涂作潮激動得有些不知所措，只是簡單地重復著說： “你好!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過了一會兒，周恩來摸著自己的胡子說：“喂!木匠，你看我的胡子這樣長了，你有刮臉刀嗎?”他回答說：“有，只是不太快了。”周恩來于是拿起涂作潮的剃刀，刮掉他蓄了六七年之久的大胡子，然后容光煥發地走出張公館，同蔣介石談判去了。
不久，劉鼎派人用卡車把涂作潮和那部100瓦的電臺從張公館搬出來，移到七賢莊紅軍駐西安辦事處。出門時，有人照了張相片，這張照片便成了我軍通信發展史上珍貴的歷史見證。在七賢莊，他見到了李克農、曾三、伍云甫等同志。那部100瓦的電臺重新裝配好后，便交由辦事處的領導使用，通訊效果很好，為我黨代表團在西安事變中的折沖樽俎，以及溝通同，延安的聯絡，向全國通報紅軍的主張，發揮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變”后期，涂作潮隨紅軍駐西安辦事處的部分人員，乘卡車撤退到云陽紅軍總參謀部。在云陽，他見到了葉劍英，并在這里再度施展了一次不凡的身手。當時紅軍總參謀部正焦急地與我黨駐西安辦事處的電臺聯系，但報務員卻怎么也叫不通。在這緊急的關頭，涂作潮撿起了多年沒摸的報務技術，叫報務員給他發報用的手鍵，結果叫通了辦事處的電臺。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我黨秘密工作戰線的重要負責人李克農等便立即開始考慮恢復上海地下電臺的大事。 1937年元旦前夕，李克農把涂作潮找去談話，交待說：“你回上海工作吧。你對上海熟悉。”然后對在場的潘漢年說：“老涂交給你了，小開。到上海恢復電臺工作有幾個問題：關于老涂提出的設法開個店掩護工作的意見，我們同意；第二，他還沒結婚，要解決這個問題；第三，明天老涂先走，小開你把地址告訴老涂。”臨到涂作潮起程赴滬之際，周恩來交給他一支自來水筆，還告訴他這支自來水筆中藏有一封給張學良的信，要他到上海后，過一個星期把它交給潘漢年，然后由潘漢年轉交給張學良。
讓紅色電波永不消失
到達上海后，涂作潮仍以蔣貴庭為名，住進了新閘路旅館。一周后，他找到潘漢年，把裝有密信的自來水筆交給了潘，并向其報到。這是涂作潮第四次到上海，從此便在潘漢年領導下籌建和恢復黨在上海的秘密電臺。不久，他根據潘漢年的指示，在新閘路成都路某弄的一家裁縫店里，租了一間亭子間，過起了單身漢的生活。在此期間，王少春曾帶來一個江西籍的報務員田保洪，并告訴涂上海地下黨有一部電臺，但因出了毛病，無法同延安聯系上。涂作潮按照通知到了拉都路、拉費德路田保洪、丘爾斯(德國人)的住處見到了那部無線電臺。田保洪交給他的那臺不能發報的機器，經過涂作潮兩天時間的改裝，再次開始正常工作，上海地下黨同延安黨中央又恢復了聯系。
過了一段時間后，潘漢年派人來讓他租個門面，開個修理無線電的店鋪，一來便于儲存些無線電零件和器材，二是有個職業掩護。于是，他就在赫脫路572號租到了一個門面，準備開公司營業。但考慮到自己以前從未搞過超外差式收音機的修理，所以遲遲不敢掛出店鋪的招牌。后來，他就從上級發給的生活費中省下一筆錢，買了一臺舊收音機，學習超外差式收音機的拆裝和修理，這部機子后來賣給了德國醫生黑斯。這樣一來，他的名聲傳了出去，有送收音機來修的，也有同行來交流的，涂作潮便利用這些機會，拜他們為師，學習超外差式收音機的修理，不久便對外掛出了“恒利無線電修理公司”的招牌。
公司開業后，涂作潮便生活在一個特殊的環境里了。他除經常同黨組織派來的人聯系接頭外，還要善于應付上海三教九流的人物，如巡捕、地痞流氓、業務往來人員等。為了不暴露身份，同時便于更好地開展地下工作，他利用自己以前在上海學到的社會經驗，巧妙地周旋于各色各樣的人員之間，暗中則為黨工作。在他剛剛搬進店鋪的第二天，便來了一個戈登路巡捕房的巡捕宋金朝，要向他借前樓居住，并聲明只要低價，可以交個朋友，保證不找他的麻煩。涂作潮考慮到來者不善，不便得罪，不借不行，于是裝著慷慨的樣子答應了。此后，他便有意識地同宋金朝交上了朋友，并通過此人又同一些巡捕有了交往，這樣一來，地痞流氓怕巡捕，就不敢找他的麻煩。而涂作潮則利用巡捕值班上崗的機會，毫不費力地把需要修的電臺接進來，然后把修好的電臺安全地送出去。有一次，一個經常同他一起玩牌的米店老板對他說：“你像共產黨。”涂作潮聽了之后暗暗吃驚，但仍不露聲色，若無其事地問他：“像在哪里呢?”他說：“你一個人住一棟房子；你多問少說；你沒有老婆、孩子。我還要查你的收支情況呢。”聽罷，涂從容回答：“房子我租出了一半，我做了二房東，租金兩兩相抵還有點剩余。至于老婆問題嘛，請你幫助介紹一個。”并回敬道：“我看你才有點像共產黨哩!”嚇得米店老板連連擺手告饒。有了這次經歷后，涂作潮便更加注意，言談格外留心，進出時留意有無異常，生活上則尋找到了自己的伴侶。
1937年4月潘漢年走后，涂作潮改由劉少文、王少春領導。6月，王少春叫他到卡得路卡得旅館去見剛從延安派來的報務員李白(電影《永不消失的電波》主要人物李俠的原型)。李白后來被安排在法租界的黃陂南路單惠民醫生診所里負責黨的秘密電訊工作，那里開設的100瓦電臺也是由涂作潮裝配的。1939年冬，王少春走后，涂作潮的上級改為龔飲冰。龔飲冰要求他停辦“恒利無線電修理公司”，同李白合作，并教李裝修電臺，使之成為一個能發能修的全能無線電報務員。涂作潮將“恒利”賣掉后，便同李白一起在威海衛路333號租了兩間店面，辦起了“福聲無線電公司”。和李白住在一起后，他使用的電臺就設在公司門店樓上，電臺也是涂作潮裝配的，開始功率僅7.5瓦，雖能同延安聯系上，但聲音小，后來涂作潮又將它改裝為10瓦的功率，聲音就大多了，較好地保障了我黨秘密電訊聯絡的通暢。
李白對機務知識的學習十分用功，在涂作潮的指導下，進步很快，過了兩三個月，便能裝配和修理電臺以及制作一些零件，成為一名全能地下報務員。1941年春末，“福聲無線電公司”的學徒顧根生逃跑，給涂作潮、李白等秘密工作人員的安全帶來了嚴重的威脅。有鑒于此，這年秋天，涂作潮向龔飲冰提議，既然李白的技術已學好了，有必要“分家”，以免出事時被敵人一網打盡。因此，“福聲無線電公司”便被賣了出去，涂作潮則另找地方再開一家無線電公司。
1941年冬，涂作潮離開“福聲”，在新閘路1520號租了一間房子，開起了“聞遠無線電公司”。不久，日軍進駐租界，秘密工作變得更加危險。日軍統治上海，手段十分陰險狡猾，經常在馬路上攔住過往車輛，進行“突擊搜查”。涂作潮摸出了一條規律，日軍一般不搜查帶工具外出的人。因此外出時，他總背著工具袋，身上放一二十元錢，萬一遇到搜查的話，就塞給他們一些錢，便可化險為夷。1942年中秋節前后的一天中午，涂作潮正在修理收音機時，突然接到地下黨派人送來的緊急通知：李白被日本人逮捕了。
盡管日軍用無線電測向器、分區停電等手段查獲了李白的電臺，但卻未能掌握李白使用電臺用途的證據。因為涂作潮裝配的收報機十分巧妙，收報機采用并聯再生的方法，用兩根鉛筆那樣粗細的線圈，一頭勾在真空管的屏極上，另一頭套在振蕩管的鋁帽上，再加上把電位器改成人工控制音量后，便能收到外來的信號；一旦取走這個線圈的話，信號就會立即消失，收報機就變得同普通收音機無異。李白在日本特務破門而入的幾秒鐘內，扯掉了兩根臨時焊接的小線圈，把它們拉直、揉亂，丟在一邊，這樣他的收報機又成了收音機。因而在被捕后，日本電訊專家查不出李白用的電臺為什么沒有收報裝置，而僅一個發報裝置卻不能定李白有“罪”，涂作潮的收報機就這樣騙過了日本專家的眼睛。李白被捕后，遭受了敵人的嚴刑拷打，威逼利誘，但他始終忠貞不渝，堅不吐實，一口咬定自己是個生意人，在夜里收聽行情，日軍無可奈何，最終只好將他放出監獄。
到解放區去
得知李白被捕的消息后，涂作潮當即把這一消息告訴了妻子和交通員劉老頭(即何孟雄的堂兄何健礎)，并囑咐他們要格外小心。自己則白天躲在店里蹲著，晚上躲出去住，有時睡在朋友家，有時露宿在赫脫花園里。過了一個星期后，他得到上級的通知，其組織關系已轉給江蘇省委。省委指示，要他馬上撤出上海，到新四軍中去。
1942年秋的一天，涂作潮接到江蘇省委的通知，將有交通員來接他到新四軍去，接頭暗號是“你先來了，我們一塊走走”。臨行前，他才告訴已結婚幾年的妻子張小梅：“我的真名字是涂作潮，不是蔣貴庭。如果我以后回不來了，如果那時候又是共產黨坐了天下，你去找黨詢問我的下落。”
考慮到李白剛被捕，敵人可能加強對交通要道的檢查，為謹慎起見，涂作潮決定步行走出上海后再乘火車。在真如火車站，一個兇狠的日本人攔住了他，并進行了搜查。他沉著地回答了敵人的提問，并出示了回鄉證，順利通過盤查，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車。第二天清晨，到南京火車站后，他見到了交通員和前來迎接他的王耀三，但是他們都裝成互不相識的樣子，不打招呼，保持一段距離，默默地走到下關碼頭，坐上了去六合的船。他們到達六合后，再經居鎮，步行到達泥皮灣，江蘇省委機關當時就設在那里。
1943年元旦，黨組織任命涂作潮為新四軍軍部電臺的機務主任。到任后，他把和延安通訊的電臺進行了改裝，使電臺通訊效果大為改善；后來，又完全用手工修好了一臺手搖發電機的整流器，使這部機器得以重新使用。不久，江蘇省委派人把他的夫人和孩子也營救出上海送到他身邊，使他全家在解放區重獲團圓。這年秋，新四軍參謀長賴傳珠告知他，組織上決定調他赴延安工作。于是，涂作潮夫婦加上3個孩子，步行到泗陽，再跨越隴海鐵路，進入山東解放區；然后在黨組織幫助下，由煙臺乘船至天津，再經北平、太原、忻縣等地，終于1944年7月抵達陜北；旋即在延安被分配在中央軍委三局工作，受任為三局材料廠廠長。其間，他除具體負責軍委通訊器材的裝配、維修等技術保障工作，還受命主持了三局高級機務人員培訓班的開辦，以加速培養通訊業務技術人才，為黨奪取抗日戰爭最后勝利提供必要的通訊條件保障。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的內戰獨裁政策很快又將中國推入內戰的淵藪。1946年9、10月間，國民黨軍隊加緊對晉察冀解放區重鎮張家口的進攻，人民軍隊撤出張垣前夕，涂作潮被急召至張家口，受領了落實緊急拆運4000瓦大電臺的任務。接受任務后，涂作潮與三局另一干部王名震披星戴月趕赴張垣，組織人員，終于圓滿完成了拆運任務。此項設備以后在人民解放戰爭期間，在傳播、宣傳中共中央聲音、挫敗國民黨的反動欺騙宣傳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完成任務后，涂作潮冒著敵機的轟炸掃射，不分晝夜趕路回延安，不想途中又患了痢疾。幸虧靠老鄉的土方他才免于一死，但回到延安后，很快又隨軍委機關撤出延安，轉戰陜北。
1948年春，涂作潮隨軍委機關到達晉察冀解放區，這時已是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奏凱的勝利前夜了。1948年年底，涂作潮調出軍委三局等待分配新的工作。1949年初，他向黨組織提出，要求參加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被批準后隨即南下奔赴新的崗位。
再進大上海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軍乘攻克南京的赫赫軍威，又勝利地結束了歷時15天的上海戰役。上海這個被稱為東方巴黎的工商業城市和金融中心終于回到人民手中，獲得了新生。披一身征塵和硝煙的涂作潮，作為陳毅麾下的幾千名接管干部中的一員，再次踏上這片他戰斗過多年的熟悉的土地。6月19日，以陳毅為首的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一天之內連發兩份序號均為1號的委任狀，委任涂作潮為接管舊政權的兩個大型官辦企業“中央無線電公司”和“中央有線電公司”的軍代表。而在此之前的5月29日，涂作潮已率領接管人員進駐兩公司，團結工人群眾和技術人員為恢復生產和科研，扎扎實實地展開了工作。
進城伊始，作為兩大公司的首席軍代表，涂作潮除了對工人群眾訪貧問苦多方救濟，以調動廣大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外，對一些技術人員也一視同仁，并不另眼相看。在工人群眾和技術人員的共同努力下，上述兩大公司的恢復工作得以順利及時的完成，無論對大上海的重建，還是對新中國無線電工業的起步都發揮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發生的抗美援朝運動中，兩公司在軍品生產中作用尤大，這些成績的取得都浸透著涂作潮的心血和汗水。
這期間，還有一個頗富戲劇性的小插曲。涂作潮在擔任無線電、有線電公司軍代表時，上級根據需要給他配備了汽車，但他不要，堅持買月票上下班。其時，他的3個孩子都在華東軍政干部子弟小學上學，每天由他夫人接送。1952年的一天，涂作潮從市里開會回來路過小學校門口，忽然想去替妻子接一趟孩子。等到放學時間一到，涂作潮赫然望到有三四十輛小汽車進進出出，他奇怪地問走出校門口的大女兒，這些汽車是哪兒的?女兒略帶委屈地告訴他，都是同學的爸爸媽媽派來接送子女的。涂作潮一聽，馬上掏出隨身帶的小本一一記下車號。回家后，他鄭重地給上海市委寫了份報告，并附上車號，報告說“我們國家剛剛解放，抗美援朝戰爭還在進行，用公家的汽車接送孩子，既浪費國家的汽油，也脫離工農群眾”。上海市委很快回信肯定了他的報告，但他這種直言不諱的性格卻注定了他在以后的歷次運動中都難以順利“過關”。
1952年秋，第一機械工業部成立后不久，涂作潮被調為一機部上海機電研究所的處長。但他遇事直抒胸臆、口無遮攔的脾氣仍無改變。1954年，中央決定在蘇聯的幫助下著手建立原子能工業，并為此從蘇聯進口了一批急需的儀器，其中一種儀器為鈾礦探測儀。涂作潮對此竟評議道：“從蘇聯進口的探礦儀價格高過美國貨，性能卻比不上美國貨，蘇聯不該賣我們這么高的價格。”并對所領導稱，讓他選一個合適的助手，可以自己研制出鈾礦探測儀。他選的助手是黃渭漁，經研究所批準，涂、黃二人夜以繼日，首先研制鈾礦探測儀的心臟——蓋革計數管。沒有現成的機械，他們就手工操作，甚至自己動手燒拉計數管的玻殼。一年后，兩人終于將一臺試制成功的樣品以及全套工藝流程圖紙交到所領導手里，并由研究所移交至黃河理工儀器廠投入正式生產。由于這一成果，涂作潮于1956年被授予三級工程師的職稱，工資也升為相當于行政9級的250元月薪。工資一下翻了一番，這對于負擔一家8口人生活的涂作潮來說，不啻是巨大的改善。1957年，在他的主動申請下，他被調到上海電機廠任廠長助理。上班沒幾天，他就發現自己的工資比全廠最高的技術人員還要高出許多，遂立即打報告給上級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資，上級很快批準了他的要求，其月工資也隨之被降到了200元。主動降工資一事，乍看上去并不大，但由此確也反映出涂作潮這個由貧苦木匠成長起來的“技術專家”和領導干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忘人民群眾、注意各方面影響的樸素想法。但沒料到，他心直口快的性格很快就將自己卷入了惡劣的境遇。
直言招禍
1959年夏秋之交的中國政壇顯得尤為風云難測，當廬山那個本以糾左為主題的“神仙會”演變為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會議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浪潮終于由黨外沖擊到黨內，并隨著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全面傳達而席卷全黨。如果說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元帥是直言招禍的話，那么遠在廬山千里之外的上海，作為一名大型企業領導的涂作潮也是如此。當他以廠黨委委員的身份出席傳達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黨委會時，卻“不識時務”地作了一個多小時的發言，從三個方面對廬山會議的批彭決議表示了不同意見，最終也是與彭德懷一樣招致不公正的待遇。
他發言的三個方面是：第一，對打倒彭德懷表示不同意見，認為彭德懷是對中國革命立過大功的，不能打倒。井岡山時期紅軍主力的主要來源除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部隊外，還有彭德懷帶上山的平江起義部隊，后來就是這些紅軍部隊在毛澤東、朱德的統率下發展壯大成威震敵膽的中央紅軍的。他還說，1932年他在紅三軍團電臺當機務員時，曾多次見過彭總，彭總執行黨的決議堅決、指揮果斷，對黨忠貞不二，帶領部隊打過許多大勝仗。第二，他與彭德懷“遙相呼應”，也說“什么畝產10萬斤誰親眼見過?我家世代種田，知道這10萬斤糧食鋪在一畝地上得好幾寸深，什么樣的莊稼桿能支撐得住?”第三，他“出語驚人”，竟說什么“1936年斯大林曾在蘇聯搞肅反擴大化，結果冤殺了不少自己的同志，我們中國共產黨絕不能再犯此類錯誤。”
涂作潮發言過后，黨委會議的會場仿佛凝固了似的，半晌沒有人說話。而涂作潮的意見帶來的后果也可以想象。會議臨時中斷，涂作潮當即被廠保衛人員押走，隨即被宣布開除出黨。經過50多天的關押和反復檢查，涂作潮以帶罪之身被允許回到家中，他的名字則被列入了1959年上海處理反黨分子的名單之中。名單上這樣寫著：“姓名：涂作潮，籍貫：湖南長沙；入黨時間：1924年；處理結果：定為反黨分子，開除出黨，行政降兩級。”
以后隨著“大躍進”帶來的經濟形勢的日益惡化，政治氣候也更加升級，涂作潮和他的一家都開始進入一個極為困難的時期。
進入1960年，上海這個人口居全國首位的特大型工業城市，一度存糧只能供全市人民吃兩天。上級一方面緊急從四川、江西調運糧食，一方面要求群眾想盡一切辦法用“代食品”解決口糧不足的問題。涂作潮因為犯了“罪”，沒有副食補貼，而全家5口人中，有3個是正在發育期的孩子，食量奇大。無奈之際，涂作潮只好掮著一個竹筐，拿著一根長竹竿，到黃浦江邊從江水中撈過往運菜船上扔到江里的菜梗、菜葉，帶回家中同玉米面、紅薯拌在一起，做成菜團子充饑。江邊過往行人眾多，他艱難地勾著背，忍受著行人不屑一顧的目光，半天也撈不滿一竹筐；懷里揣著妻子給他烙的小餅也舍不得吃，還要再帶回家去，給孩子吃。好在，涂作潮的動手能力極強，他又想辦法自己編網打魚，到上海郊區的河汊里打些小魚小蝦給家人增加點營養。有一次，他因為吃變質的魚蝦造成食物中毒，差點喪命，但卻因禍得福，為此住了一個星期的醫院，吃到了幾頓飽飯。出院時，他解嘲地對來接的家人說：“我不想出院，是他們趕我出來的，醫院里能吃飽。”
1962年，國家的經濟形勢開始好轉，涂作潮的境遇也意外地獲得了轉機。一個偶然的機會，周恩來經別人介紹得知了涂作潮的境況。聽罷介紹，周恩來長嘆一聲道：“這個涂木匠，頂多就是心直口快，脾氣暴躁，他怎么可能反黨呢?”徐作潮了解到這一情況后也不禁喟然長嘆：“還是周總理了解我！”正是周恩來的這一態度，促使涂作潮寫了一封申訴信，并于1963年輾轉交到了鄧穎超手中。1964年夏，在周恩來的干預下，涂作潮終于摘掉戴了5年之久的反黨分子帽子，恢復了原行政11級的級別和待遇，并被調到北京第四機械工業部休養，這一年他正好61歲。
即使在個人和整個國家都面臨極大逆境的“困難時期”，徐作潮也沒有放下過他所鐘愛的技術鉆研工作。在全家人只靠他一人工資“搞飯吃”的情況下，他竟然還自費“投資”幾百元購買零件儀器，在家中研制可供拉美或非洲國家共產黨游擊隊使用的小型手搖發電機。而當他的政治、經濟境遇獲得極大改善的時候，他怎么不期待能在北京再從事些實際工作呢?然而，他的境遇中的這次“改善”并未持續多久，一場更大的風暴又來到了。
“文革”中再受沖擊
1965年，以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發表和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公布為標志，“以階級斗爭為綱”發展到頂點的“文化大革命”猝然降臨神州大地。“萬炮齊轟”和“打倒一切”的烈火很快從教育界波及社會各界，再從北京燒向全國。
1967年暮春時節，由教育系統首先燒起來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終于燒到了涂作潮所在的四機部，涂作潮紅軍時代的戰友、當時的四機部部長王諍、副部長劉寅隨即被打倒。四機部機關和機關宿舍到處貼滿了“炮轟王諍”和“火燒劉寅”的大字報、大標語。涂作潮是在“休養”，屬享受司局級待遇的賦閑之身，雖然不是什么“當權派”，暫時未受到沖擊，但對這樣打倒大批干部的“文化大革命”，他還是不理解。那時，他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練就的“打漁”技術愈加熟練。他常常在清晨來到玉淵潭河邊用自制的漁網撒上一兩網，每當打到鮮魚時，就叫小兒子勝華把幾斤鮮魚送到他的昔日戰友、正在挨批、受審的劉鼎、曾三、伍云甫、劉寅等人的家中，以這種方式表示對戰友的關心同情和對“造**派”的不滿。然而，他還是沒有想到，革命“闖將”們并未將他遺忘，隨著他對想從他嘴里掏出點什么的專案人員不配合，厄運也很快降臨到他的頭上。
1967年夏，四機部負責幾個被打倒的部領導“專案”的造**派又一次找到了他，讓他證明，四機部部長王諍、副部長劉寅當年從國民黨張輝瓚部“解放”過來參加紅軍時，是紅軍為了利用他們的無線電報務技術，出了大價錢才買下他們參加紅軍的。涂作潮耐住性子聽來人說完來意，壓抑已久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了，不由得脫口而出：“放屁!他們是紅軍買來的?你們有本事問毛主席去。”專案人員悻悻而去。涂作潮余怒未息，憤怒地指著門外，大聲對妻子說：“這些人在我們革命時，他們在哪兒呢?現在倒好像他比誰都革命的樣子，誰都想打倒。現在連打倒朱總司令的大標語都有了，這還有好人嗎?”性情耿直、喜怒形于色的涂作潮不會掩飾他對時局的不理解和不滿意，已經戒酒的他，這時又喝上了7分錢一兩的廉價燒酒，還時常大口大口抽著悶煙，脾氣也出奇地大。
1967年7月底，就在涂作潮“撅”走專案人員后沒幾天，涂作潮也受到了“炮轟”和“抄家”的待遇。寫有“打倒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涂作潮”、“打倒反黨分子涂作潮”、“涂作潮反對毛主席，砸爛他的狗頭”的大幅標語，鋪天蓋地貼滿了北京西郊他所居住的家屬區內外。
當造**派對涂作潮抄家以攫取“黑材料”時，涂作潮寧折不彎的犟脾氣又上來了，他竟然企圖反抗。他手持一根木棍縱身跳上自家的后陽臺，揚言誰抓他，他就和誰拼命。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造**派有幾十人，且全部持械有備而來，涂作潮很快就被打倒在地。他使出全身力氣狂呼：“毛主席、周總理救命!”而招來的只是一陣棒打。抄家抄了8次，棒打也進行了8次，造**派記錄了8次抄家清單，涂作潮也被迫簽了8次名。最后一次簽名時，造**派竟然還要他寫上“沒有打我”，時間是1967年8月28日中午12時。
1968年4月30日到1969年4月30日，涂作潮作為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被關押起來。這期間，他受過多次非法刑訊，身上經常是舊傷未好又添新傷，但涂作潮認定決不胡說亂說。一次，受審后，他竟橫下心親筆寫下了一份《拒絕書》，內稱“我1959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我一生絕沒有干過叛黨、特務和反革命的事。對這些罪名我統統拒絕……”這換來的只是更為嚴酷的逼問和摧殘。更令他想不到的是飛來橫禍，就出在他被關押兩個月之后，他的二子中華因受他牽連被關押受虐致死，直到他1969年春被放出后才獲知中華死訊。老年喪子乃人生的一大不幸，而他的兒子又是在這樣不正常的情況下撒手西去，涂作潮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當他被家人接出來，走進全家已被限令遷入的“新居”－－一間半終年不見陽光、陰暗潮濕的小平房時，不由得老淚縱橫，嘴里喃喃地說：“是我連累了中華，是我連累了中華。”由于嚴重的刑傷、陰冷的居住環境、沉重的思想壓力，他在放回的第7天就癱瘓了，生活不能自理，更不能干活。然而，更嚴重的打擊還在后面。1970年4月，四機部專案組通知涂作潮：1964年對他作出的平反決定，是走資派王諍勾結曾三、陳丕顯等搞的，現予推翻，1959年對他的處理結果仍予維持……涂作潮如雷轟頂，他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他開始一份又一份地口述申訴，由家人寫信向上反映，請求保留自己的黨籍……但這些申訴卻全都猶如石沉大海。
終于等來公正的評價
在涂作潮身處逆境的日子里，許多善良的人們－－鄰里、朋友、醫生、工人、售票員，以及素未謀面的乒壇名將孫梅英等都向他伸出過救助之手，中醫泰斗孔伯華之子孔少華和中醫研究院主任醫師胡庚辰、張希增更是堅持到他家登門送醫送藥，使他的病體漸有好轉。人民和黨組織也仍然銘記著他曾經為革命所作出過的貢獻。1972年12月11日，一封發自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的沉甸甸的掛號信送到涂作潮手中，信中所附當年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工作過的部分同志名單中赫然列有涂作潮的名字。望著“同志”這兩個親切的字眼，涂作潮不禁自言自語地說：“大家還想得起我來……天快亮了！”1973年12月，鄧小平同志復出后，“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涂作潮在四機部的處境也有了較大改善，經安排他家也于1974年春遷至四機部黃亭子宿舍區的兩間樓房內。
春暖乍寒，70年代中期的中國政壇氣候也是如此，隨著鄧小平同志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頓中途受挫，評《水滸》、批宋江，江青一伙一時甚囂塵上，在報刊上放肆地誣蔑小平同志，含沙射影周恩來總理……這一切都使涂作潮為黨和國家的命運擔心和憂慮，他常常躺在床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嘴里念叨著：“他們連周總理都要打倒，周總理！”
1976年1月，在那個哀樂低回的寒冬，涂作潮在周恩來總理治喪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的幫助下，終于能乘坐著輪椅來到了他的老首長周恩來總理的靈前。他想起了在1928年黨的“六大”上，周恩來拍著肩膀戲稱他為“涂木匠”、“木匠”，這個稱號后來在黨內流傳開來……他還想起了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會見張學良前夕，借用自己的刀片刮掉那一臉美髯……他更想起了1964年正是在周總理的過問下他的境遇才有了改善……想著想著，他不由得涕淚涌流，在輪椅上拼命欠身，他要再看一看自己的老首長，向敬愛的周總理鞠躬志哀。
多行不義必自斃，“四人幫”反黨集團與人民為敵，倒行逆施、逆歷史潮流而動，這注定了他們必然滅亡的命運，而涂作潮終于等到了“四人幫”反黨集團被粉碎的日子，看到了黨和人民的勝利，看到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
1982年1月，四機部在反復核實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根據黨的有關政策向涂作潮作出了鄭重的平反結論，最令他欣慰的是在乎反結論中有這樣一句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嚴重迫害時，在殘酷的刑訊中，拒不透露黨的機密，拒不提供傷害同志的材料……”捫心自問，他沒有辜負黨的培養，沒有愧對隱蔽工作戰線上的眾多戰友和同志。
此后，涂作潮在晚年不顧多病之身，以極大的熱情參加了回憶整理黨史、軍史，尤其是黨的隱蔽工作戰線史料的工作。但因為他年屆高齡，又長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極為嚴重的摧殘，身體日漸衰弱，1984年12月31日終于在電子部402醫院因病長逝。1985年 1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涂作潮的訃告，其中這樣寫道：“涂作潮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奮斗的一生，無論在白區做地下工作，還是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他都卓越地完成了黨交給的各項任務。他襟懷坦白，光明正大、剛直不阿，是我們黨的優秀干部，優秀黨員。”黨和人民沒有忘記涂作潮為新中國誕生和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所作出的奮斗和貢獻，歷史對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