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政：一個用筆戰斗的大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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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燦若群星的將帥行列中，幾乎每一位將帥都有著傳奇的經歷。他們或是運籌帷幄、橫刀躍馬、或是攻關奪隘、取道突圍……唯有譚政大將與眾不同。這個由小學教員參加革命的“教書先生”，從參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以自己獨特的戰斗風格--敏銳的政治思維和特殊的戰斗方式--運用手中的筆，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抒寫了一幕幕有聲色、威武雄壯的史詩，從而成為獨具風格的一代名將。 一、投筆從戎上井崗前委秘書試筆忙 譚政，原名譚世名，1906年6月14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鄉縣一個農民家庭。兒時，曾在本村和二都柳樹鋪讀私塾。及長，考入東山高等學堂念書。 東山學堂是一座革命搖籃，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毛澤東、陳賡等都曾在這所學校里讀過書。譚政在東山學堂讀書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湖南各地的革命運動蓬勃發展。譚世名由于學習成績優異，關心社會進步，被推舉為校學生會主席。在東山學堂畢業后，譚世名改名譚政，立志參加革命，走救國救民之路。 1927年2月，譚政在妻兄陳賡的影響下，投筆從戎，到漢口參加了北伐軍。“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譚政隨陳賡逃出了漢口，參加了毛澤東等人發動和領導的秋收起義。三灣改編時，譚政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隨后跟毛澤東上了井崗山，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1928年1月，譚政奉命到前敵委員會當秘書，從此與毛澤東共事15年有余。在與毛澤東朝夕相處的日子里，譚政除了協助毛澤東起草和整理文稿外，還特別注意學習毛澤東處理日常事務和復雜矛盾的豐富經驗以及駕馭和指導時局的高超技能，從而使自己在革命理論的知識準備上不斷獲得了新鮮內容，積累了實踐經驗和政治工作能力。 1929年11月，譚政受毛澤東之托，到部隊做調查。他召開各種類型的座談會，把干部、戰士反映、揭露出的問題逐條歸納整理，并加上自己的意見，以書面的形式，如實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匯報。譚政這種勤于動腦、善于動手的求真務實作風，無意識地把自己潛在的政治工作的才能顯露出來，因此，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贊賞。更重要的是：前委秘書的這次試筆，為毛澤東起草紅四軍“九大”決議草案，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準備。 古田會議以后，譚政為落實大會精神，改進紅軍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和紀律建設，傾注了滿腔的心血。在當時物質生活極端困苦，戰斗極為頻繁的情況下，譚政不僅出色完成了自己的“秘書”工作，還結合部隊實際，堅持每月寫一篇政治工作報告，他所寫的《月終政治工作報告》、《新田夜間政治工作報告》、《高興圩以北戰斗政治工作》等情況報告，詳細論述了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建軍原則和政治工作方針，為紅軍早期政治工作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文房四寶”難拋舍披心相付上“萬言” 井岡山戰略轉移，征途險惡，困難重重，但譚政說什么也不肯扔掉自參加革命那天起就一直帶在身邊的“文房四寶”。 長征途中，擔任紅一師政委的譚政，率部在瀟水西岸完成阻擊敵人、掩護主力轉移的艱巨任務后，及時將廣大黨員沖鋒在前、英勇殺敵、視死如歸的英勇事跡，整理成文報告上級，受到了上級的好評。紅一師共產黨員和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及動人事跡，被刊登在鄧小平主編的《紅星報》上。 長征到達陜北后，身為紅一軍團組織部長的譚政，結合新形勢、新任務，反復學習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通過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毛澤東同志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后，思想非常活躍，他既為黨內民主作風的發揚光大、國共合作新局面的到來感到高興，更為這種氣氛所感染，于是，他準備將自己考慮多時的有關紅軍在新時期政治工作的改進意見，寫成書面材料，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提出來。 1936年農歷正月，迎新的爆竹、歡慶勝利的鑼鼓與攜手共舞的軍民，使陜北高原更加春意融融。面對春的“誘惑”，譚政在筆墨紙硯的陪伴下，渡過了到陜北后的第一個春節。白天，他伏案書寫上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萬言書”；晚上，他在昏暗的燈光下繼續寫考慮已久的對紅軍政治工作的“改進意見”。 譚政認為，黨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礎，不管紅軍在新的形勢下怎樣改變組織形式，必須保證黨在組織上、思想上的絕對領導，一切破壞和分裂黨的組織和領導的企圖，均須受到無情打擊。同時應加強紅軍部隊的管理教育，嚴格紀律。譚政還就政治工作與軍事技術戰術的關系提出了新的見解。譚政認為；政治工作必須有高度的集中與嚴格的紀律，形成統一的意志，整齊的步調，協同一致的作風，以保證提高部隊軍事技術和戰術素養，提高戰斗力。譚政在文章的最后，治領導工作干部和政治工作機關的作風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他要求政治工作領導干部要有單獨判斷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敢于負責解決問題的毅力；政治工作機關要真正地建立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的制度。 3月26日，譚政終于完成了洋洋萬言的《關于紅軍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見》書。并及時向黨中央上報。譚政的這篇文章，對我軍政治工作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轉變，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這篇文章也是譚政投身革命以來，悉心研究軍隊政治工作理論的一次全面測試，深得毛澤東、朱思羅榮桓等同志的好評。 當時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看了譚政的“上書”后，曾風趣地問譚政說：譚政呀，給你10發子彈，你能命中10個敵人嗎？ 譚政實實在在地回答說：“打死靶子差不離，打運動目標一個也不保險。” 那位首長說：“那你就別拿槍了，好好地用你的筆。你那支筆用好了，戰斗力是不可估量的。” 三、八年抗戰勤耕耘著書立說探路人 1936年6月譚政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第一期受訓。“西安事變”爆發后，譚政以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于“紅大”，到紅軍后方政治部任組織部長。1937年6月，升任后方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央軍委成立總政治部，毛澤東兼總部主任，譚政升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同時兼任八路軍后方政治都主任。在這期間，譚政一方面組織領導了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堅持武裝斗爭和創建、發展、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他又以敏銳的政治思維，運用特殊的武器一一手中的筆，堅持在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中為八路治工作的發展探險拓路，著書立說。 針對抗日戰爭這一民族解放戰爭的特點，譚政撰寫了《論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一文，他指出：八路軍的宣傳教育工作，要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共產黨的現時政策，把階級教育和民族教育統一起來。而統一戰線中的策育，又是階級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了正確對待知識分子干部，譚政撰寫了《八路軍、新四軍的干部政策》一文，文章送毛澤東審定，受到了毛澤東的稱贊，刊登在《八政雜志》上。譚政在文章中指出：革命的知識分子是八路軍、新四軍干部中的新鮮血液，應當大量吸收，適時提拔，仇視知識分子，忌妒知識分子是錯誤碼率的。 八年抗戰期間，譚政還撰寫了不少關于軍隊政治工作方面的論文，主要有：《敵人在華北的現行政策》、《華北已進入艱苦斗爭的階段》、《論敵軍工作的目的與方針》、《敵軍工作的當前任務》、《關于八路軍的干部問題》、《論八路治工作的傳統與作風》，等等。這些論著，不僅有力地指導了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的開展，豐富和發展了我軍的政治工作，而且在理論和思想上進一步號召和團結了廣大軍民，激發了更大的戰斗力。 1943年，譚政擔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944的年，兼任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期間，受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的委托，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了《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篇經毛澤東、周恩來修改、后經擴大的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的報告，陳述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總結了八路軍、新四軍思想建設和政治工作的基本經驗，解決了我黨歷史經驗、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上的許多問題，是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問題的全面總結，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后，我軍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歷史文獻。中共中央曾給予高度評價。1944年4月20日中央宣傳部和總政治部聯合向全黨和全軍發出通知，要求全黨干部和全軍連級以上干部都應認真研讀這個文件。同年10月1日，總政治部再次發出《對研究譚政同志政工報告的意見》的指示。隨著“報告”精神在全軍的深入貫徹，八路軍、新四軍的思想建設和政治工作，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夕，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 四、告別延安赴關東口舌戰 “筆戰”從未停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加緊了發動內戰的準備。為了應付內戰，粉碎蔣介石可能發動的對解放區的大舉進攻，9月19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為了先期奪取并控制東北，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果斷決定，抽調主力部隊和大批干部到東北去，開辟東北根據地和打敗蔣介石的新戰場。 譚政接到中央的調令后，依依不舍地告別了從井岡山到延安一直與之共事的毛澤東主席，立即動身由延安轉赴東北開展斗爭。 建立和發展東北根據地的斗爭是一項艱巨而又復雜的工作，而打通干部、戰士的思想又是重要的前提條件。為此，擔任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的譚政，遵照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深入扎實地在廣大指戰員中，進行爭取東北、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政治教育。堅強有力政治工作，保證了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1947年冬季攻勢作戰的偉大勝利。 東北野戰軍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使人民解放軍在東北戰場同國民黨軍決戰的時機逐步成熟。為了實現“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譚政再次主持召開了東北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譚政強調指出：必須下大力氣解決部隊成分不純、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的問題。1948年1月16日，譚政在東北軍政大學干部大隊作了《關于人民軍隊建軍路線的報告》報告。《報告》明確指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人民軍隊的最主要經驗和基本特點：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是人民軍隊區別于一切舊軍隊的顯著特征；官兵一致基礎上的內部團結是人民軍隊戰勝敵人的力量源泉；加強軍政軍民團結是人民軍隊立于不敗之地的可靠保證；整頓和改善機關作風是人民軍隊打勝仗的客觀需要。經過充分的政治動員和包括上地改革、訴苦運動、坦白運動、立功運動、戰評運動等為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東北人民解放軍各部隊，政治覺悟得到了極大提高，戰斗情緒空前高漲。 1948年9月12日，“遼沈戰役”發起后，譚政和他領導的解放軍東北野戰軍部，深入前線各部隊，大力開展戰時政治工作，指導部隊普遍進行了孤膽作戰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從而為“遼沈戰役”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遼沈戰役”之后，解放軍東北野戰軍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以10個縱隊及特種兵全部，共80萬人，在“打進關里去，解放全華北，解放全中國”、“到北平、天津過年”等口號鼓舞下，以疾風驟雨之勢，先后分路由省峰口、冷口等處越過長城，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大進軍。進軍途中，譚政及野戰軍政治部指示部隊要利用一切空隙，開展政治動員，反復進行入關作戰、解放華北、解放全中國和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教育，提高部隊的政治覺悟和革命積極性，極其有力地保證了進軍任務的完成。1948年12月17日至20日，東北野戰軍主力部隊，先后抵達天津地區，完成了對平津地區敵人的分割和戰略包圍。 五、縱橫馳騁筆不輟繼承發展求創新 “平津戰役”開始后，譚政主管戰前的政治工作。在戰前進行攻堅戰的各項準備時，譚政積極指導部隊作好政治動員工作。他號召部隊“打響進關第一炮”，爭創打好仗、團結好、政策紀律好的“三好”戰斗連隊。在攻打天津前夕，譚政向部隊宣布了“約法八章”，提出爭取“軍政雙勝”、“秋毫無犯，原封不動”的口號。這些行動口號和措施，保證了攻打天津的部隊模范地執行了城市政策和紀律。攻克天津之后，擔任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的譚政，隨攻城部隊人城，檢查了部隊在天津執行城市政策、紀律的情況，并于1月19日向中央軍委寫了《關于攻城部隊作戰勇敢紀律良好及情況的報告》，受到了中央軍委的好評。中央軍委于21日立即將此報告轉發給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委，借以鼓勵全軍士氣，增強紀律性。 “平津戰役”之后，明中央軍委的方針，為改編傅作義部隊作了大量、艱巨細致的工作。 在飲馬長江、進軍中南、橫掃國民黨軍殘部殘匪的艱苦斗爭中，譚政針對該地區山脈連亙，河流縱橫復雜地勢條件及少數民族頭人與國民黨殘匪武裝相勾結的實際情況，指導那隊堅持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并舉的方針，要求部隊嚴格執行新區政策和群眾紀律，以爭取民心，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由于政策得當而及時，中南軍區勝利完成了肅清國民黨軍殘部、殘匪和少數民族地區民主改革的歷史任務。 全國解放后，針對和平環境中出現的斗志渙敷現象，譚政著重抓了部隊各級黨委的思想建設和連隊黨支部的整頓。1953年6月1日，譚政在中南軍區召開的支部工作會議上，以《關于整理黨的支部工作問題》為題，作了總結報告。報告強調：在新的形勢下，要抓住增進黨內團結和黨群團結這兩個環節，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成為戰斗力量的堡壘、團結的核心和任務執行中的保證者，支部的作用就能發揮出來。 主政總政治部工作后，譚政參加了全軍政治工作條例和干部政治教育大綱、文化教育十年規劃制定，提出了《建軍新階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新思維。井以此為題，在黨的“八大”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譚政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現代戰爭中，技術條件的重要性是大大提高了。而我軍在軍事科學、技術和現代指揮方面的知識不是很多，而是很少，技術的薄弱仍然是當前軍隊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但是，我們強調技術的重要，并不是主張可以降低人的作用和政治因素的作用。相反的，人的因素始終是戰爭中的決定因素。在技術條件日趨復雜、兵種增多、戰爭更加殘酷的條件下，更需要發揮人的作用。技術是由人掌握的，任何新的技術只有同人結合，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必須鞏固部隊的內部團結，發揚民主傳統，使官兵的積極性、創造性得到發揚，只有這樣才能大大提高部隊的戰斗力。 譚政在“八大”的發言，被編人“八大”的文件匯編之中，中共中央軍委作為建軍的重要文件印發全軍。 作為我軍專門從事政治工作的軍事家和政治工作的杰出領導者，譚政以其求實的態度、積極的思維、辛勤的耕耘一一不斷著書立說，對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和建國后軍隊現代化建設，對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創建及其發展，從理論到實踐，都做出了重大貢獻。正如譚政80壽辰時徐向前元帥給他的賀信中所指出的：“您對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建樹，您對革命的功跡，是永不磨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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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湖南紅色旅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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