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光達大將是中央軍委確認的36位當代軍事家之一，在其戎馬一生中，對辦軍事教育有著深厚的感情，與軍事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
難忘的烽火抗大歲月
許光達1908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省長沙東山市蘿卜沖，1925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9月轉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許光達受黨組織派遣，考入黃埔軍校第五期炮科。1927年7月畢業后，許光達加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在炮兵營任見習排長。1929年7月，許光達被派到中央軍委在上海舉辦的軍事訓練班學習，9月被派往洪湖蘇區。1930年2月，他參與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任參謀長。7月，紅六軍與紅四軍合編為紅二軍團，他改任第十七師師長。1931年3月，紅二軍團改編為紅三軍，許光達任第八師二十二團團長，后任第八師師長。1932年1月，許光達在應城戰斗中身負重傷。因蘇區醫療條件差，于同年夏被送往蘇聯治療。傷愈后，許光達先后入國際列寧學院和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37年11月，許光達奉命回國。
1938年1月，許光達到達延安，受到了毛澤東的親切接見。許光達渴望工作，很快，他被任命為抗日軍政大學訓練部部長。當時的校長是林彪，副校長是羅瑞卿，教育長是劉亞樓。1938年5月，劉亞樓赴蘇學習，許光達被任命為教育長。在抗大，許光達努力工作，認真執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為抗大制訂的教育方針，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貫徹到學員中去。當時，延安的生活是相當艱苦的，許光達與學員們一起挖窯洞，一起上山砍柴，他的身體力行，對大家是極大的鞭策。抗大為黨培養了一批批堅強的革命戰士，許光達為此付出了許多心血。
延安時期的許光達不僅在政治上成熟，在理論上也有相當高的造詣。在這里，他發表了多篇軍事學術論文，這些文章的突出特點是應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來闡述問題。許光達撰寫的文章主要有《抗大最近的動向》、《戰術發展的基本因素》、《論新戰術》、《軍隊的組織問題》、《紅六軍歷史材料》、《歷史的回顧》等，較系統地闡述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軍隊建設、開展游擊戰爭及戰略戰術等問題。
許光達具有很高的戰略眼光，對一些問題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有清醒的分析，有科學的預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以閃電戰術橫掃西歐14國，并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一舉攻占了蘇聯的大片領土，世界為之震驚。一些人認為閃電戰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戰方法。而許光達卻在1939年7月31日的《新華日報》上發表了《閃電戰的歷史命運》一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蘇德雙方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了科學的分析，認為希特勒的閃電戰在蘇德戰爭中必然失敗。5個月后，蘇聯紅軍就對德軍發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德軍元氣大傷，直至步步敗退、垮臺。戰爭的進程印證了許光達的預見。
1939年7月，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抗大總校在羅瑞卿副校長率領下，離開延安，東渡黃河，前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辦學。延安留下部分教員學員，組成抗大三分校。當時三分校的學員多是1939年以后從淪陷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先后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共1758人。
1939年10月，中央軍委對三分校的工作進行檢查，發現存在形式上的鋪張而不大注意教育的傾向。為了加強分校的領導，1939年10月，中央軍委任命許光達為三分校校長。根據中央軍委《關于整頓抗大問題的指示》，許光達帶領抗大師生決定切實轉變三分校的工作方針，把學校工作的中心放到教育與黨的工作上來，強調一切工作服從教育。許光達等校領導采取一系列措施，先后提出了“埋頭讀書”、“深入教育”、“提高教學質量”等口號，通過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啟發學員學習的自覺性與積極性。同時，從組織上建立了學習小組制度；號召政治工作人員參加教育工作，把完成教育任務的問題作為黨支部工作的中心問題；樹立行政工作以教育為中心的思想，改善教學后勤，保證學生有較好的學習環境。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學校的各項工作走上了以教育為中心的軌道，在爭取知識青年思想的轉變上取得了顯著的效果，教育質量也提高了一步，較好地完成了教育任務。
許光達在組織領導學校的教學與建設的同時，親自參加教學活動，講授軍事理論課。他還勤奮鉆研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軍事著作，并為《八路軍軍政雜志》撰寫軍事學術論文，先后發表了《戰術發展的基本因數》、《論新戰術》、《軍隊的組織問題》等文章。
由于抗大三分校校長許光達慧眼識英雄，原十七路軍上校參議、山東省委軍事部參謀主任、抗大三分校教員童陸生，成為該校參訓隊的戰術教學導師。當時參訓隊沒有現成教材，要自己去寫。編寫教材本身就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加上當時延安的資料又少，困難就更大得多。童陸生沒有被眼前的困難所嚇倒，挑燈夜戰，一本三萬多字的教材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編印好了。開課前夕，學員中有不少議論，說童陸生不是領導機關的部長，不相信他能教好。這種議論很快傳到許光達的耳朵里，他怕影響童陸生的情緒，立即找到童陸生說，童教授不要有什么顧慮，要相信自己，開課那天我來主持。年輕的參謀軍官們聽說許校長親自主持，早早便擠滿了演講廳。許光達首先把童陸生的情況詳細作了介紹，之后說：“行與不行，童教授一講你們就知道了，現在請童教授上課。”語音剛落，童陸生大步登上講臺，慢慢地摘下軍帽，把教案放在桌上，迅速把教材發給大家，然后開始講課，童陸生從傳說中的姜太公講到漢朝的張良、三國的諸葛亮，然后講到八路軍的參謀工作。童陸生旁征博引的講解，使全場的學員們心服口服，都稱贊他課講得好。
曾長期在抗大總校和分校擔任隊長、政治指導員、教員等職務的曹慕堯，親歷了許光達在抗大總校和分校的這段歲月，對于許光達的作風和人品感觸良多。
據曹慕堯回憶，他從1937年春天到延安抗大，經常接觸許光達，那時候見首長很容易，很隨便。有些事情需要當面請示匯報，隨時可以進入他的辦公室，每次都得到熱情接待，他不但傾聽意見，而且立即回答，及時解決問題。他總是那樣平易近人，一點官架子也沒有，是真正的“良師益友”。
1939年秋天，抗大三分校審查干部。學校的保衛科執行了康生制定的“深挖”方針，不進行調查研究，也不翻閱檔案材料，僅僅看了曹慕堯自己填寫的履歷表上，記載了原先在白區工作時的一件往事，就決定撤掉曹慕堯的職務，開除黨籍，搬到延安城南門外的抗大招待所去，聽候審查。曹慕堯作為一名軍人，當然只能服從命令。曹慕堯在招待所住了好多天，也不見上級派人來談話。閑得很無聊。一天，和住在一起的一位叫東光的同志聊天，這位同志愁眉苦臉地說：他是東北大學的學生。“九一八”事變后離開沈陽，在關內流亡多年，他參加過各種抗日救國團體，也接觸過一些國民黨人士，發現國民黨確實對打日本不熱心。后來跑到延安，投向共產黨和八路軍，進了抗大，編在東北干部隊學習，并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擔任黨支部委員，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系很復雜，這次審查干部，被組織懷疑，看做是階級異己分子，準備送出陜甘寧邊區，讓個人自謀職業尋找出路。
聽了這些話，曹慕堯大吃一驚，組織上是否也把自己視為階級異己分子?是否也打算送出陜甘寧邊區？東光講的這消息好似晴天霹靂，打在他頭上，他越想越害怕，趕緊從招待所出來，一路小跑，到了寶塔山下，一頭闖進了校長室。許光達正在批文件，曹慕堯敬了一個禮，就痛哭流涕，泣不成聲，上氣不接下氣，只會抽泣，不會講話了。
許光達從座位上站起來，走近曹慕堯身邊，兩手搭在他的肩上，語氣非常溫和地說：“不要著急，有什么事?慢慢講清楚。”
原來以前，曹慕堯在白區做地下黨工作時，有一次在石家莊市遇見叛徒張某，他強迫曹慕堯脫離共產黨、停止一切革命活動。當時情急智生，曹慕堯順口編了一套謊言，欺騙了敵人，脫離了魔爪。之后，曹慕堯立即報告了上級領導。這件事早經過中共河北省委處理，到延安后又經過中央組織部審查，陳云部長親自談了話，做了結論。可是在這次審查干部時，抗大的保衛科連中央組織部的結論也不管，執行著一套極“左”辦法。在雞蛋里面找骨頭，硬要扣帽子，打棍子，武斷地撤掉曹慕堯的職務，開除黨籍。
許光達聽了曹慕堯的申訴，又詢問了許多細節。他立刻拿起電話，同三分校政治部主任李逸民聯系，請政治部查明真相，如實上報。由于許光達的親自過問，并且限定時間要查明情況，回報結果，所以曹慕堯的問題迅速得到解決。回到招待所還沒有一周時間，曹慕堯就接上級通知，分配了新的工作。許光達這種堅持原則、認真負責、一絲不茍的精神，令人終生難忘。
擔任裝甲兵院校的院（校）長
1950年6月，毛澤東簽署中央軍委命令，正式任命許光達為裝甲兵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0年9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摩托裝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從此，裝甲兵作為一個獨立的兵種出現在人民解放軍的序列之中。1951年7月16日，摩托裝甲兵司令部改稱裝甲兵司令部。從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許光達就把整個身心都撲在了新兵種建設事業上。他不止一次地對同志們說：“我們要樹立終生為裝甲兵建設服務的思想，把我們的聰明才智獻給裝甲兵事業。”
新的兵種建設關鍵，在于有一個新的干部系列。裝甲兵創立初期，遇到的一個突出矛盾是嚴重缺乏干部。許光達向中央軍委提出，裝甲兵干部不能從戰士中直接提拔，一定要走學校培養這條路。這樣，裝甲兵成為全軍第一個實行院校畢業生當軍官的部隊。
1950年9月1日，我軍裝甲兵第一所學校———坦克學校（后改稱第一坦克學校）在天津光明電影院召開了成立大會暨開學典禮，許光達親自兼任校長。在坦克學校首期學員的開學典禮上，許光達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使廣大學員倍受鼓舞。他說：“坦克學校的誕生，是人民解放軍建軍史上的又一創舉。建設一支強大的坦克部隊，責任就落在了你們的肩上。你們要下決心當中國人民的坦克手，當個坦克專家。黨給了我們這樣的任務，我們就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會后，許光達視察位于天津馬場道的坦克學校臨時校址。這里不僅教室、營房、教員和教材嚴重缺乏，而且更為嚴重的是沒有訓練場地。沒有訓練場地，裝甲兵的實車教學就很難展開，裝甲兵學校的一個重要特點也就沒有了。許光達報請軍委另選了校址。后來，坦克學校遷到天津大王莊。
1952年5月，許光達又將步兵第一八四師師直機關、坦克第五二一團等部合編，在北京郊區長辛店成立了第二坦克學校。學校下轄4個學員大隊，1個教練大隊。全校共有工作人員1000多人。爾后，許光達又籌備組建了第三、第四、第五坦克學校。1952年9月1日，在（第一）坦克學校成立2周年之際，許光達到校講話，充分肯定了學校的成績，同時特別指出培養出的學員要達到“思想意識健康，服從組織，遵守紀律；勇敢，頑強，艱苦樸素，有朝氣，有學識，有技術，工作稱職”的要求。許光達給當時的坦克學校制訂了校規：“勇敢頑強的戰斗作風；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虛心鉆研的學習作風。”多年來，裝甲兵諸多學校始終以許光達制訂的這4條為辦學方針。
隨著坦克部隊的迅速發展和正規化、現代化，裝甲兵急需中、高級指揮人才，坦克學校那種以初、中級干部培養為目標的辦學模式，已經不能滿足部隊建設的需要。1955年8月，國防部指示軍委裝甲兵負責籌建裝甲兵學院。1958年6月1日，裝甲兵學院正式成立，許光達親自兼任院長，張文舟、黃鵠顯、謝銳為副院長，李毅為副政委。許光達親自參加裝甲兵學院的黨委會，研究教學、生活、工作關系問題。他經常深入課堂和訓練場，參與制定和修改教學大綱，有時還親自給學員上戰術課。裝甲兵學院自成立到1966年停止招生，共經歷了8個春秋，積累了寶貴的辦學經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規章制度，培養軍事和政工干部2002人，為裝甲兵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1964年3月22日，總參謀部發出通知，要求傳達毛主席2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指示。毛澤東指出，現在的教育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方法不對。我看教育改革，這樣不行。學制可縮短。課程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學制、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都要改革。7月16日，裝甲兵召開院校工作座談會，按照毛主席對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解決院校訓練體制和任務、教員培養和補充、考試制度改革等問題。許光達對學習掌握全面指揮技能和新時期專業技能的關系問題，戰術訓練問題，坦克兵怎樣才算過硬的問題，以及教與學的問題等，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和決斷，他的講話統一了與會人員的思想，對各院校正確貫徹中央軍委的訓練方針，端正訓練指導思想，糾正各種偏向，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許光達對裝甲兵干部的素質要求很嚴，強調坦克部隊的干部必須經過院校培訓。許光達要求同院校建設相適應，在幾個大軍區成立坦克乘員訓練團，培訓坦克乘員。裝甲兵這個兵種很快形成了一個培訓坦克部隊中高級指揮干部和基層軍事、政治、技術干部以及技術兵員的完整體系。截至1965年，全裝甲兵院校共培養出各級各類干部27200余人，技術兵員14900余人，保證了當時裝甲兵建設發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