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安
中國工農紅軍80多年前進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堪稱不朽的史詩。在史詩般的長征路上和秦晉高原，作為統帥、戰士、詩人的毛澤東，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戎馬倥傯間，也不輟吟哦或默誦。從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的兩年間，毛澤東接連寫下了《十六字令三首》《憶秦娥·婁山關》《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沁園春·雪》共9篇詩詞，從而形成了詩人毛澤東詩詞創作的一個高峰。
毛澤東曾說，他的這些詩詞是在“馬背上哼成的”。然而，正是這些在馬背上哼成的詩作，以其縱橫恣肆、雄視百代的氣勢和力度，成為了無與倫比的描寫長征的偉大史詩。
一
點染江山，是毛澤東詩詞的一個最大特色。在他長征時期的詩詞中，山的形象，更占著十分突出的地位。9首詩詞，幾乎首首都提到了山，有6首干脆就以山名篇。其中《十六字令三首》更是直接以山作為吟詠的對象。
自古以來，模山范水，詩人常事。然而，毛澤東之寫山詠水，卻完全不同于舊日山水詩人。他的詩情意境，在山水之間又超乎山水之外。山高他站得更高，山遠他看得更遠。在快馬加鞭的馬背上，毛澤東看到的山是有生命的，能夠飛舞奔馳的，散發著山野氣息和陽剛氣息，充滿著動感和力度。
婁山關，是紅軍長征途中遇到的著名天險之一。毛澤東在1935年2月寫下的《憶秦娥·婁山關》，便是紅軍越過婁山關天險時的藝術寫照。全詞悲壯凝重，聲情激越，儼然一幅戰地素描：繁霜鋪地，西風肅殺，長空迷茫，雁鳴凄厲。然而，如鐵的雄關在紅軍的腳下又算得了什么！“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鏗鏘的詞句使我們感受的不再是蒼涼，而是遒勁；不再是凄清，而是豪健。
《十六字令三首》并非成于一時，亦非指的一山。從標明的時間看，是毛澤東從1934年底到1935年春在長征途中一路吟成的。小令，寥寥16字，極短極窄�；蛟S正因為如此，古人流傳甚少，佳作更是罕見。但才大的人無施不可，一代詞宗毛澤東拿得起，放得下。他偏偏就以小令簡勁的筆觸，描繪了嶺豎狼牙、峰成劍鍔的奇特山象，表現了詩人和紅軍戰士的偉大氣魄。三首各有意境，卻又是一幅完整絢爛的圖畫；三首處處寫的是山，卻處處凸顯了長征途中領袖和戰士的英姿。“倒海翻江卷巨瀾”，這不正是驚天動地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鐵流么？刺破青天，賴以柱其間的擎天大柱，不正是中國共產黨和偉大領袖的象征么？三首共48個字，可謂奇情壯采，詞約義豐。
在由通渭向六盤山進軍的途中，毛澤東“夏日登岷山遠望，群山飛舞，一片皆白”。由是，他又以“昆侖”為題，吟成了同樣是“橫空出世”的《念奴嬌·昆侖》。在這里，我們看到、聆聽到的，是在昆侖之上、比昆侖更高的歷史巨人在向自然巨人發話：“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是藐視古往、舉重若輕的大纛豪風：“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而今我謂昆侖”！毛澤東既寫出了山的偉大，更寫出了人的偉大，而且還寫出了人比山更為偉大。
1935年10月，工農紅軍歷盡千辛萬苦，已橫跨10個省，長驅兩萬里，到達甘肅省的六盤山下。六盤山，是紅軍長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如果說過了雪山草地，紅軍的勝利已經在望，那么，登上六盤山，則是勝利在握了。毛澤東駐足山巔，不覺詩興勃發。此時的詩雄毛澤東回顧坎坷征途，瞻望革命前景，即席口占了一首《長征謠》，當時就在紅軍中，后來又在八路軍、新四軍中流傳。這首《長征謠》，即是1949年公開發表時，詞名改為“清平樂”的《六盤山》。“不到長城非好漢”，金聲玉振，壯語驚人！“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排山倒海，推宕生姿�？v覽全詞，雄渾，豪放，磊落，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極富感染力的杰作。
1935年10月21日，一場伏擊戰在吳起鎮打響。戰斗以俘敵700人、繳獲戰馬200匹而勝利結束。當這場戰斗的指揮員彭德懷風塵仆仆從前線回到指揮部，毛澤東情緒激動地在一張作戰電令紙上寫下《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騁。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10多年后,在1947年彭德懷取得沙家店戰役勝利的祝捷大會上，毛澤東興之所至，又重新吟誦這首詩。吳起鎮這場伏擊戰后，中央紅軍勝利結束了艱難的長征，開始在西北重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
毛澤東如此鐘情于山，摯愛于山，是因為他和他的事業與山結下了不解的特殊因緣：湘潭的韶山，是他的誕生地。同學少年，相繼在湘鄉的東山和長沙的岳麓山求學。1927年秋收起義，他領著隊伍上了井岡山。井岡山就是他馬背寫作的起點。從此，毛澤東和他的紅軍處處以山為家。在湘贛山區，在贛南山區，在閩西山區，毛澤東說他是占山為王，幾乎天天依山而據，憑山而立。二萬五千里長征更是崇山峻嶺，萬水千山。直到抗日戰爭開始之前，紅軍和蔣介石所處的位置，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還是“我們在山上，他在水邊”。上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毛澤東在延安的寶塔山下，在河北的西柏坡上，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創造了撼天動地的輝煌……
山，既是革命的發祥地，又是紅軍的搖籃；山，既是戰斗的屏障，又是進軍的阻礙�？梢哉f，山，伴隨了毛澤東轟轟烈烈、叱咤風云的一生。由此，我們便不難悟出，毛澤東為什么在他的詩詞中，這樣喜歡寫山詠山，這樣喜歡提到山。
二
紅軍長征作為人類歷史上鮮有其匹的一個偉大壯舉，一種聯結著中國的過去與未來蘊涵豐富的歷史事件，它本身就是由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撰寫的一部巨型史詩。如果把這卷史詩鋪展開來，可以從江西的瑞金，一直鋪到陜北的吳起。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幾十年前，毛澤東在講到史詩長征的意義時，曾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沒有，從來沒有的。”在這里，我們似乎可以仿照著這樣說：在古今無數的征行詩中，請問可否有一首能和毛澤東1935年10月寫的《七律·長征》詩并論的么？沒有，從來沒有的。而且，歌詠長征的詩人就是三軍統帥，又是運用格律謹嚴而篇幅簡潔的律詩，來寫長征這樣偉大的歷史事件，藝術功力又達到如此之高，不僅歷史上未曾有過，今后恐怕也難再有。詩人易得，偉人也并不少見，但詩人兼偉人則千載難逢。由是觀之，毛澤東的《七律·長征》可謂千古絕唱。
1935年9月18日，紅軍突破岷山天險臘子口，進入甘南，占岷州。10月2日，占通渭。在通渭縣城的文廟小學里，召開了中央紅軍干部大會。毛澤東對第二天的行動做了動員后，為戰士們高聲朗誦了這首千古絕唱：“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區區七言八句56字，酣暢飽滿，筆力雄健，充分展示了紅軍長征這樣空前偉大事件的歷史背景、時代畫卷和精邃哲理，幾乎把整個長征“12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2萬余里，縱橫11個省”這樣一個峻險危急卻又精彩絕倫的行程和歷史生活場景，都概括地作了表達，而且這種表達是具體的，生動的，藝術的，有血有肉的。從這里，我們不能不驚嘆，不能不佩服詩人所具有的納須彌于芥子，展尺幅以云煙的概括力和非凡精到的藝術手腕。
藝術源于生活。如果沒有驚天動地的史詩長征壯舉，斷乎不會產生震古爍今的長征史詩詩篇；而這樣的史詩，除非身兼革命統帥的偉大詩人，也斷乎沒有人寫得出來；若無大氣魄大氣象，無論如何是不能竟然把綿延千百里的山系看成細浪、泥丸，如此“只等閑”和“盡開顏”的。
三
毛岸青和邵華曾這樣說到毛澤東和他的詩：“父親是革命家，也是詩人。他的詩，非文人墨客的遣興之作。‘詩言志’，父親詩中的一題，一景，一人，一事，無不記述著中國革命發展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古往今來，有‘史詩’一說。父親的詩篇，連貫起來，可謂中國革命的不朽史詩。”
美國著名記者斯諾1936年在陜北采訪毛澤東請他談個人經歷時，也獲得過同樣的感受。斯諾說，毛澤東的敘述，已經開始脫離“個人歷史”的范疇，有點不著痕跡地升華為一個偉大運動的事業了，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處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為個人的存在。他所敘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不再是個人經歷的主觀印象，而是關乎民族集體命運盛衰的客觀史料了。用斯諾的這段話來評價毛澤東的詩詞，同樣適用。這使得毛澤東的詩詞具有史詩的價值，它展現的是中國革命事業的歷史長卷。這樣，我們讀毛澤東的詩詞，就是在讀一部濃縮的中國革命史詩；我們讀毛澤東長征時期的詩詞，也就是在讀一部光榮勝利的長征史詩。
二萬五千里的漫漫征途，無疑是毛澤東詩詞中最長、最壯美的一行。在這一時期的詩詞里，有戰爭的插曲，有詩人馳騁想象所描寫的寓意圖畫，還有嚴肅的沉思。展讀毛澤東似乎不是在用筆墨，而是在用堅定的步履，在用平平仄仄的槍聲押韻的長征史詩，我們不僅能領略“奔騰急，萬馬戰猶酣”的壯闊氣勢，還能感悟“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堅韌信心；不僅能領略“把汝裁為三截”的勇士力量，還能感悟“環球同此涼熱”的寬廣胸襟；不僅能領略“紅軍不怕遠征難”的英雄氣概，還能感悟“而今邁步從頭越”的不屈意志；不僅能領略“三軍過后盡開顏”的勝利愉悅，還能感悟“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邁自信。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語出毛澤東作于1936年2月的《沁園春·雪》。這是毛澤東詩詞中最廣為人知的一首，亦是毛澤東長征時期詩詞的壓軸之作。1945年重慶國共兩黨談判期間這首詞公布于世，旋即攪動山城并在全國引起轟動，世人從而知道了毛澤東不獨是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還是卓越的文學家、偉大詩人。在這首詞中，毛澤東視通古今，思接千載，面對雪后初晴的高原風光，歷數幾千年來統治者的文德武功，只輕輕幾筆便把以雄才大略著稱的古代帝王蕩過去了，盡情抒發了中國共產黨人拯救全民族的遠大志向。真可謂睥睨六合，氣雄萬古，大氣磅礴，興會淋漓。全詞空前絕后，攀到了歷史的極頂。時任《新民報晚刊》副刊編輯的吳祖光回憶說，當時他聽說這首詞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時只有一個想法，就是“只有這一個人才能寫出這一首詞”。據說這首詞作1945年8月隨毛澤東出席重慶談判而傳至山城，引來政界文壇交口稱頌，急得國民黨當局暗中組織文人作詩填詞發誓要把它比下去。這其中也許不乏學富五車的文士，亦不乏才高八斗的詩手，只是這些人都不具備毛澤東那樣的政見、哲思、史識和詩膽，因而也就無從竊得由這四者交融而成的詩詞氣象了，最后的結果毫無疑問就只能是悻悻然一無所獲了。
一位外國學者在談到毛澤東長征時期的詩作時，說：只有詩人兼戰士、詩人兼戰略家才能寫出這些詩篇，因為只有備嘗行軍和作戰的全部艱辛的戰士，才能這樣觀察到和感受到所經歷的一切，只有戰略家才能具有這樣廣闊的視野，才能這樣充分地概括艱苦作戰的整個畫面以及隨之展望的遠景。這是一個詩人兼思想家寫下的詩篇。的確，器大者聲必宏，志高者意必遠。毛澤東詩詞的思想和藝術高度，不僅在當代舊體詩詞中無與倫比，即便置諸唐宋名家詩林詞苑，也鶴立雞群，光彩奪目。可以說，它的史詩地位是永垂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