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民捐獻抗戰物資
湖南日報記者 文熱心 1942年1月4日，中共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刊出的由郭沫若作詞、賀綠汀譜曲的《出錢勞軍歌》:“有力要當兵，有錢要勞軍，前方后方齊拼命，出錢出力打敵人……”并發表社論號召“用一切力量援助前線”。 此事的背景是：當時長沙正進行第三次會戰，長沙西郊民眾捐贈豬肉1萬斤、蔬菜200擔送來城中，犒勞浴血苦戰的城防部隊，使將士們“益加感奮”。因此，兩個大家合作譜寫了這一《出錢勞軍歌》。 “出錢出力打敵人”，正是湖南救亡運動大合唱的主旋律。 在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湖南人民在救亡的旗幟下，積極行動，慷慨解囊，貢獻“居全國之冠”。 1 一個心病：挨炸 在前期與日軍作戰中，一個嚴峻的事實是：人家有飛機大炮，而中國軍隊只有挨炸的份，完全是憑血肉之軀抵抗敵人的鋼鐵炸彈。不僅地方軍隊，就是中央軍的將軍們，都發出無奈的感慨。宋希濂在武漢會戰所率的七十二軍，全是德式裝備，在兵對兵、將對將時可以憑勇氣將敵人打垮，可面對敵方飛機的轟炸，無法擴大戰果，只能徒喚奈何。像陶峙岳所率地方部隊撥歸中央軍指揮后，在淞滬抗戰中，“憑著幾條破槍，能堅守溫藻浜27個晝夜，簡直就是奇跡”。 因此，奪取制空權，成為中國軍隊的夢想。 沒有飛機，成為全國人民的心病。 “航空救國”也就成了抗戰的舉國行動。 買飛機要錢，募款就是“航空救國”的第一要務。 “獻機”運動轟轟烈烈，曾是湖南救亡運動的鮮明特色。 “劇人號”、“湘商號”、“湘工號”、“記者號”、“湘婦女號”、“兒童號”……這些飛機的名字不斷出現在新聞媒體上，其對應的款額也匯入了航空委員會賬戶。 2 各種“號”：飛機 捐獻者取的這些機名，并不能找到對應的飛機，只是表示一方、一行或一群人的愛國情懷到了某種刻度。 1940年后，湖南“獻機”的愛國熱情掀起高潮。這年8月，戲劇界為響應演劇募捐購獻“劇人號”飛機，舉行了大規模的平（京）、湘、楚話劇聯合公演。 9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進步人士組成的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所屬抗劇八隊，為募捐“劇人號”飛機，在湘潭“百代劇院”首次公演多幕劇《國家至上》，觀眾極為踴躍。 10月，湘鄉縣民袁振基發起“一縣一機”運動，并發表告該縣民眾書。該書發表后，湘鄉民眾捐款甚為踴躍。長沙市商會、工會紛起響應，捐獻“湘商號”、“湘工號”飛機，湘潭動員委員會也繼起募獻“湘潭號”。 11月，湖南工界獻機征募委員會成立。 11月21日下午，衡陽各界舉行首屆防空節慶祝活動，衡陽人民抗敵后援會倡議募捐，購置飛機一架，并命名為“衡陽號”。衡陽婦女組織發動全市婦女參加捐購“湘婦女號”飛機。 12月16日，長沙郵務工會呈請全國郵務總工會發動全國郵工捐獻飛機，并決議將元旦聚餐費捐獻購買飛機。 12月，邵陽桃花坪商店工友陳正廷、朱錫圭、李柴松發起捐獻“工友號”飛機；藍田商人唐鼎新發起捐獻“店員號”飛機。 1941年11月，湖南第一軍人監獄在監人員，全體減食五日，盡力湊得國幣136元作為獻機款。 1942年2月，長沙記者公會募款3萬元，捐獻長沙“記者號”滑翔機一架。 1942年3月，湘桂鐵路抗敵后援會再一次發動員工捐獻“湘桂鐵路滑翔機”一架。 1942年8月，湖南傷兵，把絕食一天所得，充作獻金。 據統計，至1942年5月底，全省捐機款逾700萬元，可購飛機50架，居全國之冠。 這當中，有著許多感人故事。在衡陽，船山中學童子軍隊員伍文章、周恒等還向全國發起捐獻“中國童子軍號”飛機，并發動本校童子軍隊員節儲平時費用，共獻金1931元；私立陶淑小學發起籌募“兒童號”飛機，并致電全國小朋友，節蓄糖果費，響應“兒童號”運動；衡陽縣新橋馮孝先之妻華氏，捐獻家田24石（合計2.4畝）；泉溪85歲的李老太太將家中2萬銀元全部捐出。在長沙，“獻機”活動最成功的是湖南第一紡織廠，至1943年1月，員工共捐獻飛機15架。 3 募寒衣：緊急 前線的需要，就是后方的行動。湖南人民捐獻的不僅僅是飛機。 寒冬來臨，前方將士需要寒衣，征募寒衣也就成了湖南救亡的要務。 省里成立征募寒衣委員會，各救亡團體更是積極行動，因此，湖南的寒衣征募活動效果顯著。 1940年8月，《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說：“秋風漸起”，“我們，能不有酒食而思前方將士的食冷，感秋風而念愛國健兒的衣單”，號召“發動（民國）二十九年度征募寒衣運動，自八月十五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湖南各界積極響應，迅速行動，湖南的新聞記者更是表現突出。耒陽記者會定“9·1”記者節日舉行報紙義賣及戲劇公演，全體新聞人員均親自參加，同時舉行戰時全國新聞報紙展覽會；長沙記者公會則“捐獻一日所得作為寒衣捐”，并廣泛進行征募寒衣宣傳。而社會各界紛紛刷寫宣傳標語，深夜趕制寒衣，至9月15日，即征募寒衣20萬件。11月，價值法幣55萬元的棉背心20萬件轉運前方，慰勞抗日將士。 4 募錢物：常態 “出錢出力打敵人”，更多地融入了當時人們的生活。 義賣募集錢物，成為一些單位和社會組織的常態。1939年1月，衡陽《大剛報》于15日舉行義賣，共募得銀洋4600余元。1939年9月1日，常德《新潮日報》創刊，在常德劇院舉行“義賣”大會，報社領導人親臨現場，將精印的《新潮日報》義賣勞軍，其中常德被服廠廠長楊隸文以5000元的義賣最高價買一張《新潮日報》，是日共得捐款27萬元。1942年7月7日，《國民日報》、湖南《大公報》舉行義賣，募得捐款3182元和2700元。《湘潭民報》也舉行“七七”義賣獻金，共募國幣10794元。 節日獻金和婚慶獻金，成為人們支持抗戰的具體行動。節日主要是春節、中秋節等，尤其是特定節日，如七七事變紀念日、九一八事變紀念日等。1938年7月7日抗戰一周年紀念日時，湘抗敵總會決定在省會舉行獻金運動，全市設獻金臺5個，至9日共收各界人士及群眾獻金96087元。辛亥革命元老劉揆一（湘潭人）將親友所贈之壽資全數購置布鞋400雙，交省抗敵會充作慰勞品；1943年5月，祁陽縣九旬老媼柏黃氏捐九旬壽誕席費1萬元，作為文化勞軍捐款；1943年6月，桑植達泉鄉第八保百歲老人陳王氏將其百年來針紅所積1萬元，捐贈抗日將士作醫藥費。另外，有許多民眾將結婚費用也捐獻出來，至為感人。 慰勞前方將士，發自人們內心。清翰林、大書法家鄭家溉（長沙縣人，居長沙市）致函抗敵總會，將其夫人楊氏的金鐲一對和三女季純的結婚戒指一枚一并捐出，慰勞前方將士；臨湘老農蔣味庭（年齡60多歲）自臨湘陷敵后即率子孫13人參加游擊隊，并將歷年積蓄800元，捐贈出征軍人家屬。1944年夏，衡陽保衛戰在即，慰問將士活動更加火熱。6月，衡陽市連日發起募捐運動，街頭巷尾都設有捐獻處，募款500萬元，并組團赴湘北慰勞。1945年6月，橋頭河省立一師師生也募集了9574元，慰勞前方抗敵將士。 士農工商，全民參與，無論是耄耋老人，還是小小兒童，甚至是獄中犯人，均“匹夫有責”。 募捐的價值絕不僅僅在于那一張張的紙幣和一枚枚的銅板，它募集到的是比金錢更為可貴的人心。 有人曾說:“這是中國興亡的重大測驗！測驗的結果，中國不會亡！中國一定復興！”湖南人民的慷慨募捐，有力地支持了湖南乃至全國的抗戰。 ■鏈接 “湖南對國家貢獻居全國之冠” 1944年5月，時任湖南省主席、第九戰區總司令的薛岳，在湖南省行政會議上作報告時稱:“湖南對國家貢獻居全國之冠，每年除供給軍棉7萬擔，軍布300萬匹，軍糧1000萬擔外，尚需接濟鄰省更大更多之需求。全省人民的慷慨解囊，一方面鼓舞了前方士氣，使殺敵更為英勇，一方面使全世界看到我中國人民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 |
責任編輯：中國紅色旅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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