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地精神”與當代紅色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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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文化語境下如何繼承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大眾用無數生命、熱血和智慧創造出來的紅色文化，已經成為一個極為重要而迫切的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存在著許多悖離紅色文化、脫離人民大眾的蛻化變質問題；另一方面也存在著紅色文化教育因為時代、生存語境的疏離和教育的抽象化、概念化而淪為遙遠的“傳奇”，難以入心入腦。北京大學吳曉東教授曾經提出，“昨天的英雄怎樣打動今天的觀眾”，即紅色文化教育如何進入年輕人心靈的問題。正是在這樣一種文化語境下，李延國和李慶華創作的報告文學《根據地》（泰山出版社出版）向我們提供了一份以冀魯豫根據地為敘事中心的，展示中國共產黨立足根據地、扎根根據地、發展壯大根據地、全心全意服務于根據地廣大人民的近百年艱苦卓絕的奮斗史詩。 《根據地》講述了貧瘠寒冷土地上，一群群最卑微的生命個體在革命正義旗幟的召喚下用生命體溫和革命熱血所熔鑄的根據地精神。這是一部宏大的革命史詩，其時間跨度之長、人物形象類型之多、空間縱深之廣，都是令人震驚的，為新世紀中國紅色文化的凝練、傳承與發揚提供了來自歷史與大地深處的精神文化根脈。作品一開始就緊緊扣住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的命門，正如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一樣，安泰的力量源泉就是大地，離開大地將失去力量，立足于大地則力量源源不斷。根據地，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勝利的命門和力量之源。何為根據地？作者向我們揭示根據地的四大要素，即公開合法存在的革命武裝、革命政權、革命的群眾組織和革命政黨。作者從更深層次上告訴我們，根據地是有形的，又是無形的；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是自然地理意義的，又是精神地理意義的。“革命根據地不僅是占土地、占山頭，而且是擁有民心。”“中國共產黨因根據地而生，因根據地而成長壯大，因根據地而取得了革命最后的勝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從《根據地》作品中提煉出了一種極為重要的、關乎未來命運和精神魂魄的以民心為本位的“根據地精神”。 《根據地》呈現飽滿的革命情感，塑造了眾多有血有肉、鮮活的革命者形象，向我們生動闡釋了“根據地精神”的內涵。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根據地》以不同時期革命英雄的動人事跡，展現了“根據地精神”的不斷凝練、聚集與升華過程。作品一開頭就講述了一個為救一千多名群眾而站出來被日本鬼子凌遲處死的八路軍戰士秦興體的故事，講述了為救助戰士而拿走逃跑老板藥材的八路軍軍醫袁天祥被嚴格執行死刑的悲劇故事，講述了冀魯豫根據地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外的“群眾不在家，開門就犯法；過路不住房；喝水要付錢”的另三條紀律。而這些故事的背后都有一種明確而清晰的情感指向，即用大大小小的事例向中國最廣大的農民證明這是一只人民的隊伍，絲毫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它有著為人民而生，為人民而死，視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的革命大愛。無數革命先烈正是用生命、熱血和頭顱鑄就了這種革命大義，熔鑄為革命力量之源的“根據地精神”。正是因為有這種革命大愛的“根據地精神”，根據地的農民才會冒著死亡的危險充當八路軍的眼線，“敵人的大炮拖到哪里，都有群眾來報信”，才會有可依靠的人民群眾筑成的“人山”，才會有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根據地》不僅展現抗日戰爭時期、革命戰爭時期的“根據地精神”，而且呈現了和平建設時期的“根據地精神”。革命勝利前夕，冀魯豫區接到了干部南下的任務，近六千人的冀魯豫兒女從江西、湖南來到了貴州，把“根據地精神”帶到西南邊陲。南下干部侯存明寫過一篇《共產黨的官不像官》的文章，講述自己經歷的上下級平等，公私分明，與最窮苦人吃一鍋飯的“根據地精神”。群眾說“當年的紅軍回來了”。作者到貴州安順采訪，驚訝地發現，市委大院竟然沒有站崗執勤的，老百姓可以長驅直入。而這源于六十年前從冀魯豫邊區騎兵團南下的安順地委書記李廷桂定下的規矩。1952年外出開會回來的李廷桂發現地委門口的站崗衛兵十分生氣，說：“土匪都讓我們打光了，門口站什么崗？是防敵人還是防群眾？把共產黨的政府弄得像個舊衙門，這樣會脫離群眾的。”“老百姓能不能隨時見到我們，是新政府和舊政權的最大區別。”李廷桂和安順市一代代繼任者所堅守的就是那種以民為本的“根據地精神”。“人總是要老的。現在，我們是你們的前輩，將來，你們不也是下一代人的前輩嗎？”李廷桂的話語撞擊我們的心靈。怎樣成為后來人的前輩？怎樣用“前輩”的“根據地精神”充盈我們的心靈，傳遞給后輩？這需要我們深深地思索，也是李廷桂和《根據地》所給予我們的精神啟示。此外，《根據地》所描寫的南下干部申云浦和夏頁文的形象同樣非常動人。夏頁文曾引用鄧小平的話來警示我們：“老百姓不是注定要跟我們走的，如果我們不能遵守鐵的紀律，老百姓為什么不能跟別人走呢？”這既是“根據地精神”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再次綻放，又是對新世紀新一代人的深刻警示。 《根據地》不僅有精湛、深邃的思想，而且以豐富的歷史細節和全景觀的敘述視角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準。《根據地》既具有史詩性宏大敘事特點，又能夠從歷史細節和個體生命生活出發，實現了大歷史結構與小歷史敘述、歷史細節與崇高美學的有機結合。需要指出的是，《根據地》在紛紜復雜的歷史細節、眾多人物形象和超長時空跨度的故事架構之間建立起了一條貫穿始終的強大情感邏輯，那就是貫通作品中的以民為本的“根據地精神”。 莫言曾借用《圣經》中的話，說作家是當世界處于一片廢墟時的唯一報信者。我要說，《根據地》是新世紀紅色文化傳承危機中的“報信者”，是當代中國人重建革命前輩信念、實現革命前輩理想、傳承紅色革命文化的“精神根據地”。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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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中國紅色旅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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