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 香江傳奇（紅色旅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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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紅色記憶 香江傳奇（紅色旅游·香港）） 編者的話 香港，在抗日戰(zhàn)爭中經(jīng)歷了苦難，書寫了責任。當年，許多海外愛國華僑及同胞，經(jīng)過這里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前往八路軍或新四軍各分支。而活躍在這里的港九大隊更以血肉之軀打通了12條營救路線，為近千名文化界人士的安全轉(zhuǎn)移保駕護航。 70余年風華流轉(zhuǎn)，香港換上新顏。這些紅色的記憶，將永遠銘刻。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 隱于中環(huán)的統(tǒng)戰(zhàn)堡壘 中環(huán)，皇后大道中18號。 北臨畢打街置地廣場、怡安華人行，西接云咸街娛樂行，東有上海商業(yè)銀行大廈、都爹利街……如果不熟悉香港的抗戰(zhàn)歷史，誰也不會想到，繁華鬧市中的這座寫字樓曾是70余年前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所在地。 抬望眼，區(qū)內(nèi)高廈比肩林立，兩旁臨街的鋪子多是珠寶店、服飾店。多少年來，這里彌漫著濃重的商業(yè)氣息。 1937年“七七事變”后，從港澳到南洋，再到歐洲、美洲，全球各地的華夏兒女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支援祖國熱潮。毛澤東決定在香港設(shè)立一個八路軍辦事處，對外可聯(lián)絡(luò)泛太平洋地區(qū)，對內(nèi)又可援助各抗戰(zhàn)根據(jù)地。 精通5國外語、在海外闖蕩多年的廖承志被毛澤東慧眼看中，挑起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的重擔，當時他還未滿30歲。1938年初，辦事處在香港中環(huán)皇后大道中18號二樓的一間大房子內(nèi)悄悄地成立了。 記者翻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紀實》（以下簡稱《紀實》）一書，廖承志選址于此的理由是“這棟樓房樓下有商鋪，二樓比臨街底樓更有隱蔽性，且有后門可預(yù)防不測”。辦事處辦起來了，但公開懸掛的是“粵華茶葉公司”橫匾，外室為擺著各種茶葉的鋪面，內(nèi)室才用來會客辦公，接待各方面人士。 據(jù)記載，為防范敵人破壞，與廖承志一起成立辦事處的情報專家潘漢年制定了一系列秘密工作要求，例如不準照相、不得與親戚朋友往來書信、住所須嚴格保密等。也因為這些嚴格紀律，史料中始終未能收錄一張“粵華茶葉公司”的老照片。 除了位于皇后大道中的辦事處，經(jīng)驗老到的潘漢年還選擇了3個備用場所作為活動基地，其中包括香港醫(yī)生柯麟及其胞弟柯正平在九龍深水埗開辦的“南華藥房”、民間武裝力量領(lǐng)隊廖健的“印尼辦莊義順源”等。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時任中共香港海員工會書記曾生與中共香港市委組織部長周伯明、區(qū)委書記謝鶴籌當即成立臨時工作組，帶領(lǐng)最先組織起來的隊伍分頭由香港出發(fā)，進入廣州市惠陽區(qū)。根據(jù)《紀實》，這支由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組織的“惠（陽）寶（安）人民抗日游擊大隊”最初的裝備僅有借來的25支槍，但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漸在黨的領(lǐng)導下演變?yōu)橥鹉辖目谷談怕?ldquo;東江縱隊”。 作為聯(lián)絡(luò)南洋和西方各國華僑、進步人士的據(jù)點，由廖承志主持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備受中國共產(chǎn)黨高級領(lǐng)導人的重視。目前在中央檔案館的館藏中，還有不少抗戰(zhàn)期間時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后更名為南方局）領(lǐng)導人周恩來與廖承志的電報通訊原件。 《紀實》作者陳敦德認為，抗戰(zhàn)時期周恩來審時度勢，高瞻遠矚，通過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及其他中共駐港機構(gòu)有效地領(lǐng)導和影響文化統(tǒng)戰(zhàn)工作，為爭取抗戰(zhàn)勝利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烏蛟騰村 感受港九先烈浩然正氣 新界東北，烏蛟騰村。 繁茂的古樹包圍著一座靜寂的烈士紀念陵園。入口處的牌坊兩側(cè)，分別刻著“紀昔賢滿腔熱血”“念先烈彌世功勞”。走入園內(nèi)，只見白色大理石紀念碑立于高臺之上（圖 ），碑體刻有原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的題字“抗日英烈紀念碑”，底座則書“浩然正氣”及烏蛟騰村9位烈士的姓名。 1941年日軍攻占香港后，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便派出精干武裝力量進入香港抗日，兵分三路直插新界，秘密作戰(zhàn)。這即為港九大隊的前身。1942年2月3日，港九大隊（圖 ：港九大隊游擊隊員持駁殼手槍射擊）在西貢雞公山黃毛應(yīng)村教堂正式宣告成立，下屬海上、城區(qū)及地下武裝等6個中隊，成員逾千人，大多數(shù)是香港新界原居民。翌年年底，港九大隊（圖 ：港九大隊在行動）并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成為東江縱隊的一個支隊。 而烏蛟騰小分隊便是港九大隊的杰出代表。這支在烏蛟騰村成立的港九大隊支援組織，偷襲啟德機場、智取日軍九龍第四號鐵路及軍火庫等，立下赫赫戰(zhàn)功。日軍恨之入骨，圍剿并掃蕩烏蛟騰村十余次，但游擊隊得村民保護屢屢脫險。 據(jù)東江縱隊老戰(zhàn)士李漢回憶，1942年中秋節(jié)第二天拂曉，大隊日軍再次包圍了村子，無論男女老少，一律押往村前的曬谷場坐下。日軍頭目當眾審問村長李世藩，“游擊隊有多少人？在哪里？有多少裝備？有沒有給村民槍支？”李世藩堅不吐口，最終壯烈犧牲。日軍又將另一位村長李源培押往溪澗，對其灌水拷打、燒煙灼背，李源培在殘酷折磨之下，依舊毫不松口。 日軍的殘暴鎮(zhèn)壓，激起了群眾的民族仇恨。烏蛟騰村的年輕男女紛紛加入港九大隊，開始了英勇的抗日征程。 1951年10月，烏蛟騰村民合力在村西頭一處山坡下修成“烏蛟騰烈士紀念碑”，以紀念李世藩、李憲新、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偉文、王官保、王志英、李源培等9位烈士。1984年9月，曾生重訪烏蛟騰，建議將紀念碑改名為“抗日英烈紀念碑”。 2009年12月，紀念碑遷于新娘譚道與烏蛟騰交匯處重建。2015年8月，紀念碑被正式納入國家級抗戰(zhàn)紀念設(shè)施及遺址名錄。 “每年農(nóng)歷八月十六（即中秋節(jié)第二天），全村村民都會在此舉行儀式，悼念抗日烈士。”烏蛟騰村民李先生告訴記者。 企嶺下海 生死營救地 風景今如畫 新界東，麥理浩徑第三、四段。 全長100多公里的麥理浩徑是香港最有名的長途遠足路線，橫跨數(shù)個郊野公園，臨海而行，風景如畫。其中第三、四段的交點企嶺下海，三面環(huán)山、易守難攻，成為70多年前“香港大營救”最主要的秘密進行地。 《香港抗戰(zhàn)英雄譜》作者陳敬堂為記者詳述這段“營救”歷史。1941年，大批中國文人、學者、作家、藝術(shù)家及愛國民主人士被疏散至香港，繼續(xù)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而當香港這個戰(zhàn)時的“世外桃源”淪陷后，他們再次落難，處境危急。 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書信選集》一書中，有一封周恩來致廖承志、潘漢年等的電報，日期署為“1941年12月”。電報中，周恩來對搶救文化人士做出了詳細部署，并明確指示大營救的行動路線，“香港人員的退路只有廣州灣、東江和馬來西亞”。 電報內(nèi)容顯示，宋慶齡在周恩來點名要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幫助離港人士名單中排列第一位。 營救任務(wù)非常艱巨，游擊隊要將幾百名男女老少，從港島秘密渡海送往九龍，翻山越嶺穿過新界，經(jīng)澳門、深圳、惠州等地送到抗日大后方。營救路線共計12條，有陸路的，也有海上的（圖 ：護送文化界和愛國民主人士路線圖）。在港九大隊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縝密部署下，惠州、河源、老隆、韶關(guān)、興寧、梅縣等地的地下黨組織緊急設(shè)立了聯(lián)絡(luò)站，掩護從香港撤退人員的陸上秘密交通線也打通了。 1942年元旦后的6個月里，游擊隊員用螞蟻搬家的方式，將800多名文化界人士一一護送到安全區(qū)域。其中，廖承志、喬冠華、鄒韜奮夫人沈粹縝等經(jīng)東線撤離；茅盾、鄒韜奮、何香凝等則混雜在逃難人群中，經(jīng)西線長途跋涉至惠州（圖 ：1942年1月初第一批文化界人士到達寶安白石龍村）。 曾入編手槍組的港九老戰(zhàn)士袁洪告訴記者，他跟著港九大隊副隊長劉黑仔護送文化界人士時，幾乎每天都有小仗，遇到日軍、偽軍或土匪，便三個人一組，前后夾擊，開三兩槍就撤。
如今，12條營救路線散落在香港各處。企嶺下海狹長的海灣波平如鏡，
1998年重陽節(jié)，香港特區(qū)政府舉行“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zhàn)士名冊安放儀式”，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親手將港九大隊犧牲的115名烈士名冊安放在香港大會堂。為國捐軀的戰(zhàn)士英靈，將在此世代守護這片熱土。 本版制圖：張芳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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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湖南紅色旅游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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