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知識分子的毛病，打起仗來和工農干部一樣不要命”
10月16日，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高銳將軍逝世，享年98歲。
22日上午，高銳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中央軍委原副主席遲浩田，軍事科學院院長蔡英挺上將、政委許耀元上將，武警部隊司令員王寧上將、政委孫思敬上將，中部戰(zhàn)區(qū)司令員韓衛(wèi)國中將，中國戰(zhàn)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羅援少將，羅榮桓之子、原第二炮兵副政委羅東進中將，粟裕之子、原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粟戎生中將等參加告別儀式。
遲浩田前往送別
高銳是山東省萊陽市人，1919年3月出生，曾任蘭州軍區(qū)副司令員、參謀長兼寧夏軍區(qū)司令員，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61年晉升為少將。曾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獨立功勛榮譽章。
許世友曾評價他“沒有知識分子的毛病，打起仗來和工農干部一樣不要命”。
“政事兒”(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新中國成立后，高銳被葉劍英元帥點將調入軍事科學院工作，參與組織并主筆編寫了解放軍第一部戰(zhàn)斗條令和三部共同條令。
高銳1919年出生于山東萊陽的一個貧農家庭，16歲考入公費助學的省立第二鄉(xiāng)村師范學校。
2007年高銳接受采訪時，曾回憶那段學生歲月：“那個時候每個月可以發(fā)5塊錢，5塊錢在那個時候很多啊，除了吃飯的4塊2毛5分之外，每個月剩7毛5分，還可以買雙鞋穿，因此這個學校就成了貧窮學生向往的學校了。”
“七七事變”后，高銳與4名同學聽說西安一帶有紅軍大學，他們5人騎著自行車，從山東一路輾轉，穿過戰(zhàn)區(qū)抵達西安，之后又前往延安，成為抗大第四期的學員。
1975年，高銳重訪延安
1938年8月在抗日軍政大學畢業(yè)后，高銳被分配到八路軍山東膠東軍政干校任教育長。1940年之后，歷任抗大一分校第三支校營長、軍教股長、山東軍區(qū)教導員二團營長、膠東軍區(qū)第14團參謀長等職。1945年9月后，歷任膠東軍區(qū)司令部作戰(zhàn)科長、參謀主任，師參謀長、副師長、師長。
高銳曾撰寫《毛主席動員我們上前線》一文，回憶畢業(yè)前夕，毛澤東為畢業(yè)學員作的動員報告，鼓勵大家上前線。
高銳回憶，“他（毛澤東）身穿一套灰軍衣，站在席地而坐的全大隊學員前面，以生動、通俗、有趣的語言說，'每個人在初上戰(zhàn)場打仗時，會感到有點懼怕，子彈橫飛沒有眼睛，是會嚇人的！這是因為你對打仗情況不了解。當你了解了它的情況后，就不會懼怕了。打仗也是這樣，當你參加過幾次戰(zhàn)斗后，了解了打仗的實際情況，摸到了打仗規(guī)律后，就不會怕了，打仗多了的人一不打仗反而會覺得不舒服。'”
“最后，毛主席向我們提出3個要求：一是當學生；二是當先生；三是當指揮員。你們抗大畢業(yè)了，但學的知識還很有限，還必須繼續(xù)學習，到實際工作中學習，不僅要向八路軍學習，向友軍學習，還要向敵人學習，向日軍學習。”
高銳從延安回到膠東帶了兩本書：《論持久戰(zhàn)》和《列寧主義概論》。
“我把抗大的課程，都搬到膠東去了，宣傳黨在抗大的教育，宣傳艱苦奮斗的英勇傳統(tǒng)。”高銳曾回憶。
1948年秋，豫東戰(zhàn)役和津浦路中段戰(zhàn)役勝利后，中央軍委指示華東野戰(zhàn)軍發(fā)起濟南戰(zhàn)役。
“政事兒”(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當時年僅29歲的高銳擔任華東野戰(zhàn)軍13縱第37師師長，奉命率部攻打濟南，并擔任了主要的突擊任務。
據(jù)《中國報道》雜志2007年報道，當年9月16日午夜，高銳帶領士兵，首先開始攻打濟南外城，在永勝門外建立了陣地。第二天晚上，部隊到達趵突泉，靠近內城，消滅了齊魯大學的一個教導總隊。外城攻破之后，高銳接到命令，要攻打內城。
“我們攻打內城沒有充足的時間準備，內城的攻破相當艱難。”
濟南內城有14米高的城墻，國民黨軍隊在城墻上構筑3層射擊設施，當時的濟南守城國民黨將領王耀武自詡“固若金湯”。高銳回憶，“我們計劃用兩個團攻城，三縱隊從西門攻，六縱隊從東南門攻，想從這兩個地方突破。”
“這個仗可沒有攻打外城那么簡單，敵人龜縮到內城，加強了防御。為了攻入內城，士兵們頂著敵人的子彈，一次次地架梯子，架橋，最后就直接趟著河水過去。“
這場戰(zhàn)役中，高銳負傷，師政委徐海珊犧牲，37師傷亡過半，109團的很多士兵都犧牲在城墻上。
“濟南城是士兵們拿命拼下來的。”高銳曾評價。
“政事兒”(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戰(zhàn)后，中共中央在賀電中稱：濟南戰(zhàn)役“是兩年多革命戰(zhàn)爭發(fā)展中給予敵人嚴重的打擊之一。”中央軍委授予該團“濟南第二團”榮譽稱號。
1959年，在葉劍英的介紹下，高銳進入軍事科學院，任軍事科學院戰(zhàn)術研究部副部長。
“在戰(zhàn)術部干什么?當然是編條令了。我一來到這里，葉劍英就找我談話了，他問我能否趕緊把戰(zhàn)斗條令編出來，我一口就答應了，干就干!”高銳曾回憶。
期間，他參與組織并主筆編寫了中國第一部戰(zhàn)斗條令，指導修改了第三代條令，主編了《戰(zhàn)役學綱要》、《游擊戰(zhàn)綱要》、《戰(zhàn)略學》、《中國軍事史略》、《血灑泉城》等書。
1964年，高銳任軍事科學院戰(zhàn)術研究部部長。他提出，如今戰(zhàn)斗條令的編訂已經(jīng)結束了，我軍應該調查研究，看看今后如果打仗我們該怎么辦。這樣，高銳開始研究戰(zhàn)役學。兩年后，《戰(zhàn)役學》完稿。
1975年，高銳重回到軍事科學院任副院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分管戰(zhàn)役、戰(zhàn)略研究工作，并先后兼任軍事科學院軍事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近代軍事史學會會長、孫子兵法研究會、名譽會長。
中越邊境自衛(wèi)還擊作戰(zhàn)期間，1979年，高銳帶著研究人員赴一線參加作戰(zhàn)經(jīng)驗的調研和總結工作。在高銳的追悼詞中介紹，在彌漫著炮火硝煙的前線，“他帶領科研人員深入一線調查研究，完成13份專題報告，廣西、云南方向2個分報告和1個總報告，這些報告呈送軍委后受到徐向前副主席稱贊。”
離休后，1995年8月高銳撰寫出版了500多萬字的《中國上古軍事史》，獲得1996年全國第十屆圖書獎。
1999年，國慶50周年時，高銳在北京與家人目睹了閱兵式。他說，“中國的國防現(xiàn)代化發(fā)展到今天的程度，李登輝的'兩國論'存在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