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篇
瑞金，蘇區時期中央革命根據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所在地。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紅軍第一方面軍（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同時留下部分紅軍就地堅持游擊戰爭。1934年10月10日起，紅軍從這里出發向于都集結，從此踏上二萬五千里的漫漫長征路。
林偉日記——
1934年10月15日 晴
紅一、三軍團今天已開始出動，在我們西北邊經過，先后渡過于都河，我軍團的工兵連也前往桂林江架橋。紅二十二師衛生部編余的女看護二十余人及一個休養連今天也來到軍團衛生部，后方部隊的擔架隊、挑藥箱子和運彈藥的輜重部隊多達五六百人，都是要隨軍行動的。
1934年10月16日 晴
下午四時我軍團自朱蘭埠、二十二師由會昌以西地區同時出動，擔任整個方面軍的左翼進軍。街上人山人海地歡送紅軍——人民的子弟出征。在這個時刻，我們的心情是沉重的，從今天起我們就要暫時離開黨所締造六年的中央蘇區的樂土，離開幾百萬工農兄弟姐妹們。經過清潔整理，大家都穿著整齊一色的新軍服，領章鮮紅奪目，每一個人都是精神抖擻的束裝，無堅不摧強大的紅軍即將打到蔣匪幫的深遠后方去。入晚我們渡過了桂林江，在下弦蒙蒙月色下，大軍英武地踏過巨長的浮橋向西疾進。
蕭鋒日記——
1934年10月16日 晴
午前，我們紅一軍團一師三團政治處開會，一是歡迎林龍發政委傷愈回團工作；二是分析研究部隊政治思想狀況。
五次反“圍剿”以來，我軍數戰失利。這次高興圩戰役也沒打好。連隊思想情況較亂，埋怨情緒較大。這幾天我下營、連和干部、戰士交談，大家都反映我們吃了堡壘對堡壘、工事對工事、死打硬拼的虧。
最近，師部找團以上干部接連開了幾次會，李聚奎師長和賴傳珠代政委說，部隊可能要向南行動，沖破南線敵人的封鎖。一星期來，部隊補充了新兵，充實了武器彈藥，每人還發了兩套單衣、兩雙鞋子。看來，情況十分緊急，準備隨時行動。
突然接到命令，午后四時出發。我團為右路前衛，從興國亂石圩出發，經銀圩、社富，半夜到南塘宿營，行程七十里。沿途群眾端茶送水，依依不舍。我們的心情都十分激動。
1934年10月17日 晴
午前，敵機來轟炸于都橋，炸彈落到街上，炸傷了八名赤衛隊員和許多老百姓。記住，這又是一筆血債！
于都人民十分熱愛紅軍，隊伍剛住下，婦女俵嫂就跑來洗衣服，燒開水。蘇維埃政府的財政人員，忙著送糧備款。我們的宣傳隊也積極向群眾宣傳紅軍抗日反蔣、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主張。
午后四時出發，經卦江、廟前、白交坡、大屋里、石坡到于都城南關宿營，行程七十里。路過卦江時，卦江赤衛隊劉隊長拉著我的手問，你們往哪去？他希望紅軍早日粉碎敵人的“圍剿”。戰士們也不斷問我：“總支書，隊伍開到哪里去？”我也只聽說向南行動，反正哪里便于消滅蔣介石，好打破敵人“圍剿”，就打到哪里去。
《蕭勁光回憶錄》——
1934年10月18日,按照通知，我率領上干隊離開大樹下，準時到達干部團的集合地點——九堡，向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報到。當時干部團新編成的一、二、三營和特科營，都是由蘇區原有幾個學校的干部學員組成的，不同的是這四個營的學員都是年輕的連排干部，配有較好的武器裝備；而上干隊的學員則是中層以上領導干部，武器很少，每個班不過兩三支槍。
這天黃昏時分，干部團所屬單位集合在九堡村外，隨著陳賡團長一聲令下，隊伍辭別了瑞金的父老兄弟姐妹，踏上了漫漫長征路。
斜陽的余暉照射在山坡上、小河邊，山顯得格外青，水顯得格外秀。隊伍在行進，但是誰也沒有吭聲，都在默默地想著心事，只是不時回過頭來想多看上幾眼。我的心情和許多同志一樣，一則以喜，喜的是轉移出去，有希望擺脫掉敵人；一則以憂，憂的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到這塊戰斗、生活了多年的紅色根據地，紅軍離開后，根據地的人民群眾，不知又要遭受到多么慘重的磨難和損失！部隊越走離瑞金越遠，完全籠罩在一片迷蒙的月色中了。
☆現實篇
瑞金是長征的出發地，當地有很多保存完好的紅色旅游景點。每年，到當地瞻仰和學習的游客、學者和記者絡繹不絕。
在去瑞金的11個小時的火車上，我們一路翻閱有關長征的史料，把自己沉浸在那段歷史當中。過去，我們對紅色故都的認識基本停留在歷史課本中，然而，紅軍當年為什么要長征？出發前的走與留怎樣抉擇？老紅軍當年有哪些驚險的故事？他們的后人過著怎樣的生活？……這些，我們還想知道得更多。
這段旅程，我們先后走訪了10余個當年的紅軍出征地，采訪了10余名用各種方式參與到這段歷史中的人，用腳步去丈量，用耳朵去聆聽，觸摸到那一段段鮮活、昂揚，亦有血色凝重的往事。
當后人的生活與那段過往的歷史交錯，一個個栩栩如生的故事慢慢展開。長征，在我們心中有了新的意義。
——本報見習記者 遲騰 黃尖尖
2016年9月6日 小雨轉晴
這17棵樹儼然就是一座座有生命的墓碑
來到瑞金之后，遇到的每一位出租車司機都向我們提到一個叫“華屋”的地方。相比起葉坪村、沙洲壩紅井等“必去”的著名紅色景點，這個小小的村莊，因為一個17棵青松的故事而在當地被傳為佳話。
雨后黃昏，我們乘車來到了位于瑞金市區以東十幾公里的葉坪鄉黃沙村，這里就是傳說中的“華屋”，因居民多為紅軍后人，也被稱為“紅軍村”。
一下車，我們便遇到了坐在屋前小板凳上一位93歲的老奶奶，她正盯著一輛輛大巴車拉來的參觀者出神。老人叫尹帶發娣。“奶奶，您家里有紅軍當年參加了長征嗎？”聽到我們的問話，她有些激動，抓住我們的胳膊，身子微微前傾，操著濃重的客家方言大聲說道：“我很可憐，我老公22歲就去長征死了！”
82年前的一個雨夜，11歲的尹帶發娣送丈夫華木森出征，從此天人相隔。直到1949年后，等回一紙“烈士證”的那天，她才知道原來那次出發叫“長征”。
和華木森一起走的，還有村里的16名青年。出發前，他們在后山上種了17棵松樹，約定革命成功后要一起省親故里； 如果有人死了，活著的人要替陣亡的兄弟照顧好爹娘和這些樹。但壯士一去不復返，17人全部犧牲在長征途中，犧牲時年紀最大的35歲，最小的只有13歲。留給家人緬懷的，只有后山上如今已亭亭如蓋的青松。
沿著華屋后山向上爬，我們看到一棵棵蒼翠挺拔的松樹已連成一片。每棵樹上都掛了一塊用紅漆寫了姓名的小木牌，樹前擺了一個小小的簡易香爐，香爐里還有一匝未燃盡的香根。這17棵樹儼然就是一座座有生命的墓碑，讓我們只能仰望，不敢觸摸。
對于“家家有紅軍，戶戶是烈屬”的瑞金來說，華屋的“出名”不僅因為“紅”，也因為“窮”。勞動力缺失、交通閉塞、土地貧瘠等客觀因素，伴隨著這個村子從戰爭年代窮到了和平年代。2012年，在精準扶貧等新政策的支持下，村里實施危舊土坯房改造，新建樓房66套，蝸居在小土坯房里的華屋村民在2015年春節前搬入了新家。
于是有了我們眼見的“新華屋”：白墻黛瓦的客家新屋，新修的水泥路通到每家每戶。而在客家新屋的旁邊，一排斑駁開裂的土坯房格外扎眼。村里的居民說，土坯房是特意保留下來的，是要“讓華屋后代不忘本”。
在村子里走訪，絡繹不絕的瞻仰人群和質樸無華的紅軍村，家喻戶曉的老紅軍和默默無名的后人，鐫刻在石碑上的烈士先輩和消失在歷史年輪中的無名英雄，就像一個個縮影共同呈現在瑞金這個地方。該如何紀念這段歷史，如何銘記這些紅軍及其家庭的犧牲，這些問題讓我們心情沉重。
2016年9月7日 晴
他們選擇留下來，這背后是何等強大的決心和濃厚的革命情懷
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博物館主任向我們力薦了一位本地研究了長征20年的學者——瑞金黨史辦前主任曹春榮。
在瑞金老城區一片破舊的民宅中幾經輾轉，在一座不起眼的二層建筑門口，我們見到了年逾古稀的曹春榮。簡單說明來意，老先生便帶我們來到二樓的工作室。推開房門，一股陳舊紙張的味道撲鼻而來，不足20平方米的房間里，除了一張床和一套桌椅，幾乎所有的空間都擺滿了黨史書籍。
“追尋那段歷史是我畢生的事業。”從1985年開始，曹春榮在瑞金地方志辦公室工作，10年后調到黨史辦負責給老紅軍整理回憶錄。一次次地聆聽，讓他從此再也“走”不出長征。
我們找他，是帶著疑惑的：紅軍為什么要長征？當時的走與留如何抉擇？
“實際上就算第五次反圍剿成功了，紅軍還是要長征的。當時的中央蘇區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紅軍常常餓著肚子在前方打仗；而當時蔣介石改變了對蘇區的圍剿政策，從長驅直入到步步為營，中央蘇區從5萬平方公里縮至1萬平方公里，紅軍已經沒有回旋的余地。”
“紅軍長征經過充分的準備，只是對此計劃進行了嚴格保密。”曹春榮一邊戴上眼鏡，一邊拿出已經被翻得卷了邊的黨史書，向我們指出紅軍長征并非是“倉促而動”的證據。
然而，出發前，紅軍還面臨著一個問題：誰走誰留？“長征前夕，中共中央對成立留守領導機關進行了周密布置，當時規定的任務就是‘穩定蘇區人心，迷惑敵人視聽，遲滯敵人行動，掩護主力紅軍轉移’。”用毛澤東同志事后的話來講：“紅軍留下了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揮員：陳毅、粟裕、譚震林、項英、方志敏、劉曉、鄧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張鼎丞”，而且“很多都是自愿留下準備犧牲的”。
多年來，人們的目光都關注在這次偉大的征程中犧牲的英烈，8萬多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不足萬人，固然悲壯，但何叔衡等革命先烈血灑蘇區也同樣令人扼腕。在被國民黨重重包圍的情況下，他們選擇留下來，這背后是何等強大的決心和濃厚的革命情懷！
2016年9月8日 多云轉晴
于都河水靜靜地流淌，帶著我們的思緒回到了那個夜晚
關于長征的出發地，還有一個地方經常被提起，那就是于都。
走在于都河畔，新建的濱江大道和長征出發紀念廣場，預示著這里的紅色旅游產業也要慢慢起航。穿過濱江大道，眼前便出現了當年集結出發前跨越的于都河，她靜靜地橫亙在縣城中央，凝望著兩岸的建筑高聳、燈火通明，那一刻的美好，讓我們忘記了這里白天的喧鬧。
1934年10月19日夜里，渡江開始，但當年的于都河上并無大橋，僅有8個渡口，當地百姓為支持紅軍渡河紛紛出力，漁民劃來自家的小船，沿河的百姓拆下自家門板，在30公里長的于都河段架起了5座浮橋。
紅五軍渡河的地方是沒有浮橋的“石尾渡”和“鯉魚渡”。“當時中央紅軍的第一、三、八、九軍團均已渡江，紅五軍是最后一個撤離戰場到達于都河邊的。河上已經沒有可以搭橋的船只和木板了。”于是20多艘船的漁民們當即決定擺渡幫助紅軍過河，李聲仁是其中之一。
根據李聲仁的回憶，“夜里水流非常湍急，船不得不順著水流斜著渡江。河水深有3米，船篙撐不到河底使不上力氣，只能靠搖櫓。半夜劃到饑腸轆轆沒力氣，就捧一把生米，和水咽下去充饑。”一趟來回要1個小時，一晚上劃了13趟，最終兩個晚上把6000多紅軍戰士一船一船地送到彼岸。
在于都河的渡口上還有一個“長征第一渡”的石碑，就是為了紀念當時紅軍在此連夜渡河踏上長征路。而距離第一渡約1公里的地方，一座大橋橫跨南北，當年紅軍千辛萬苦渡過的天塹，如今已變成驅車2分鐘便可到達彼岸的通途。
我們花了10余分鐘，沿著大橋一路走到對岸。大橋下，于都河水攜帶著贛南的紅土靜靜地流淌，也帶著我們的思緒回到了82年前李聲仁幫助紅軍渡河的那個夜晚。
2016年9月9日 晴
他幫助過很多人，卻沒有關照過兒子，他一輩子都在“長征”
沒尋到健在的老紅軍，真是遺憾。
去年6月，于都最后一位老紅軍鐘明去世了。幾經輾轉，我們找到了鐘明的家，見到了他的兒子鐘建平。
1934年，鐘明還是18歲的小伙，他告別了母親和姐姐，踏上長征路。這一別，竟是訣別。
晚年的鐘明，經常有大學生到家里來探訪，鐘明給他們講得最多的是子彈穿過頭皮的經歷。
1936年4月，當時鐘明所在的紅一方面軍與劉志丹的紅二十八軍一起參加了東渡黃河的戰斗。戰斗發生在一個叫郭家莊的地方，紅軍被蔣介石的十幾個團包圍在山上，只有一個口可以突圍。
鐘明和戰友們往山下沖鋒，突然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左眼角，他當即昏迷。等他醒來時，只看見自己的白色的腦漿和一地鮮血。被抬回后方醫院的鐘明昏迷不醒，前方有敵人的封鎖，而后方醫院器械和藥物都非常有限，鐘明的傷沒有得到及時處理。傷后一年，頭頂的傷口始終不愈合，且右半身不能動，左眼失明。
醫生告訴他，傷口里有骨屑，若是不動手術取出來傷口就好不了，可若要動手術，醫院又沒有麻藥。鐘明斬釘截鐵地說:“沒有麻藥也要動。”那真是鉆心的痛！
1970年，鐘明離休后舉家搬回于都居住。在于都，很多人認識鐘明，都知道他是老紅軍，哪個有事都來找他幫忙，他總是盡心盡力，替人家把事情辦妥。然而在兒子鐘建平的眼里，父親卻是一個異常嚴厲和克己的人。“于都很多人受到父親的照顧，但父親從來沒有關照過我。”
19歲那年，鐘建平獨自到高安學修車當學徒，靠著18塊錢一個月的工資生活。這期間，沒有人知道他是紅軍的后代。“我們一家三口就住在一個十幾平方米的修車店，6年來，吃、睡、修車都在里面。有一次父親跑來看我，看到我窘迫的環境，不由得掉下了眼淚……”
去年6月彌留之際，鐘明說：“我想見到我的重孫子出生，讓他來繼承我的事業。”鐘明在6月25日離世，孫子在7月出生。人世間，多少遺憾。
在我們面前，鐘建平抱著孫子，孩子歡快地用小手把玩著太爺爺留下的勛章。這一幕，不正是對鐘明們一生奉獻的最好告慰？
瑞金 依依紅都，漫漫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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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大將蕭勁光長征到達陜北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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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說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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