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書記”后人重聚延安
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老一輩革命家后代開展追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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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立在延安棗園內的“五大書記”雕像。均為長沙晚報記者鄒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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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愛琴（右）在棗園劉少奇舊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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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棗園任弼時舊居，任遠芳佇立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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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棗園朱德舊居，劉康夫婦在翻看外公曾經看過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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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和在參觀延安革命紀念館。
長沙晚報記者 李廣軍 通訊員 尹芳
今年，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1934年10月起，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中央紅軍走過荒草地，翻過大雪山，途經11個省份，翻越18座大山，跨越24條大河，行程約二萬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地區，同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標志著長征的勝利結束。從此，中共中央在陜北延安等地領導全國革命斗爭。
近日，老一輩革命家的后代劉愛琴（劉少奇之女）、任遠芳（任弼時之女）、劉康（朱德外孫）、毛小青（毛澤東堂侄女）、周秉和（周恩來侄子）等來到陜北。他們沿著父輩的足跡，參觀黨中央舊址和老一輩革命家戰斗和工作的地方，緬懷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
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紀念館、西安事變舊址、洛川會議紀念館，延安革命紀念館、棗園黨中央舊址、橋兒溝革命舊址、吳起革命舊址……每一個名字都如雷貫耳，讓人肅然起敬。在這里，紅色后代們撫今追昔，回到那激情燃燒的歲月，耳邊仿佛又是金戈鐵馬、戰鼓錚錚之聲。
劉少奇長女劉愛琴：
依然懷念過去的人和事
楊家嶺村，位于延安西北約3公里處。1938年11月至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楊家嶺繼續指揮抗日戰爭敵后戰場，領導了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中共中央機關在此居住。
“這是父親曾經戰斗過的地方，我也曾數次到過這里。”又回到楊家嶺，在自己和父親、哥哥的合影旁，劉少奇長女劉愛琴回憶往昔，“那時的工作、學習、生活都很艱苦，但是我現在依然懷念，懷念過去的人、過去的事。”
這是一張劉少奇將兒子劉允斌、女兒劉愛琴接到延安后的合影，照片的備注寫的是“1939年”。但劉愛琴清楚地記得，自己是1938年3月從武漢來到延安。
滿頭銀發，精神矍鑠，劉愛琴今年已經89歲。“11歲之前，我就是個小流浪兒，不知道父母是誰，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劉愛琴回憶，1927年，父母忙著組織武漢工人運動，革命形勢嚴峻，便把剛出生不久的她托付給漢口的一位革命積極分子，“養父養母把我當作親生孩子養大，當時家里很窮，連個固定睡覺的地方都沒有。”
到了8歲那年，養父母連苦日子也快支撐不下去了，只能把劉愛琴送到城里的親戚家。“養母前腳剛走，那家女的就扔給我一把掃帚，讓我干活。”之后，干活和挨打成了劉愛琴的日常生活。直到1938年3月，劉愛琴終于離開武漢來到延安，來到了父親劉少奇身邊。
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劉少奇一生》和《風雨無悔——對話王光美》的作者黃崢介紹，劉少奇隨革命隊伍到達延安之后，把一張何寶珍的照片交給同志，請他們幫忙到漢口找尋失散的女兒，但沒有音訊。后來，周恩來得知此事，委托漢口一家報紙刊登照片和尋人啟事，才找到了劉愛琴的養父，進而找回劉愛琴。“當時，叔叔把我帶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說我的親生父親在延安，要把我送到爸爸身邊。”劉愛琴回憶說。
之后，劉愛琴和幾個孩子一起坐上火車，經過了好幾個日日夜夜，終于到達延安見到了父親。“那是我11年來，第一次回到爸爸身邊。”
“和父親相處，我覺得非常愉快。但僅僅在父親身邊呆了一年，我就和哥哥一起，被送往蘇聯國際兒童院學習，一呆就是10個年頭。直到1949年，才和父親一起回國，參加工作。”劉愛琴說，剛回國的時候，自己說中文都不太利索了。
2015年，俄羅斯聯邦向32名為蘇聯衛國戰爭(1941-1945年)作出貢獻的中國公民，頒發了“偉大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獎章，劉愛琴是獲獎人之一。“生活挺安寧的，我享受現在的安寧，我們這批去蘇聯的孩子定期聚會。做俄羅斯菜，唱當時的歌，跟小時候一樣，挺開心的。”她說。
和往常一樣，劉愛琴哥哥劉允斌的兒子阿廖沙陪伴在她左右。“這些年來，她經歷了很多苦難，有太多的經歷，每次和她聊天都能聽到新的故事。我和姑姑經常聊天，基本上隔天就會打個電話，每次去北京時都會見面。對我來說，姑姑是我在中國最親近的人。”阿廖沙說，自己的中文名字“劉維寧”，就是姑姑起的。
這是阿廖沙第一次來延安。在每一個留下劉少奇印跡的地方，他和妻子冬妮婭屢屢駐足，認真觀看。略懂中文的他們仔細地看每一份史料，觀察每一件物品，希望能多了解老一輩的革命歷程。
任弼時女兒任遠芳：
讓孩子了解歷史是我們的責任
棗園位于延安城西北8公里處，是一個園林式的革命紀念地，園內生長著種類繁多的花草樹木，景色秀麗，環境清幽。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由楊家嶺遷駐此地。
1945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史稱“五大書記”。以此為標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
五大書記中，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是湖南老鄉。而任弼時的女兒任遠芳，也跟劉愛琴一樣，曾經在莫斯科生活過不短的時間。
“這是我父親，這是我姐姐，這是我弟弟，里面沒有我。”在任弼時舊居，任遠芳指著墻上的一張合影說。
任遠芳出生在莫斯科，任弼時時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1940年春，父母同時回國，僅一歲零兩個月的任遠芳被留在了伊凡諾沃國際兒童院。當時，因忙于國內事務，難以兼顧孩子，包括劉愛琴、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朱德的女兒朱敏等在內的許多革命領袖的孩子都寄養在這個兒童院。
有“黨的駱駝”之稱的任弼時，因曾兩次被捕受酷刑身體損傷嚴重，又長期抱病工作，病情惡化。中共中央決定讓他前往莫斯科就醫療養。于是，1950年1月1日，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維赫療養院，任遠芳見到了分離十年的父親。五個月后，任弼時結束在蘇療養，帶著任遠芳回到了中國 。她開始學習中文，學著適應全新而陌生的環境。和父母小住了一段時間后，同年8月，她開始了住校生活。沒想到，兩個月后，父親因繼續帶病工作、過度勞累而去世。
在任遠芳的記憶里，父親多才多藝，不僅能夠彈鋼琴、拉小提琴、畫畫、照相，還會紡線。任弼時舊居里，有一臺紡車。當時，為了帶動邊區的紡織運動，體弱多病的任弼時以身作則積極投身紡紗活動，并向王震要了一部紡車。他在工作之余操起紡車學紡棉紗，成績提高很快，終于紡出了一手好紗。1943年3月，在中央機關舉行的一次軍民紡線比賽中，任弼時所紡的紗被評為第一。
“我是一個普通人，過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子。”任遠芳說，“但作為任弼時的后代，讓更多的人尤其是孩子們了解過去的那段歷史，這是我們的責任。”
朱德外孫劉康：
不能忘卻老一輩革命家的貢獻
在棗園朱德舊居，朱德外孫劉康久久佇立，每一件老物件他都要細細撫摸。
1945年8月，朱德由王家坪遷到這里，在抗日斗爭向國內解放戰爭轉變的歷史關頭，他肩負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司令的重任，協助毛澤東處理軍機大事，簽發了《命令岡村寧次投降》等指示、命令；1947年元旦，發表《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務》的廣播詞。
院中有一石刻棋盤，工作之余朱德常與工作人員對弈。年屆六旬不覺老，被人們譽為“青年領袖”。劉康在石凳上坐了坐，看到這副棋盤，他說，母親朱敏曾經告訴他，外公喜歡下棋，即使是在指揮八路軍將士奮戰在抗日戰場的烽火歲月里，他也會偷閑坐下來殺上幾盤，而且常常會利用時機和棋局，宣傳抗日道理。他在那小小棋盤上舉棋若定、運籌帷幄的風云“戰事”，有時還真不亞于戰場上的激烈程度和痛快淋漓。
劉康說，他最難忘的是當年朱德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工廠工作后，高興地說：“當工人好啊，就是要當工人、農民。人類只有勞動才有飯吃。”
朱德還時常教育劉康一定要踏踏實實做好基層工作，“不要想當官，要當普通勞動者，要當個好工人”。
劉康說，我們不能忘卻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新中國的建立所作出的貢獻，“現在很多優秀的紅軍故事、革命英雄故事、老一輩革命家的故事、英雄模范故事應該要在教材課本中恢復起來，紅色傳承一定要從娃娃抓起，讓紅軍記憶、紅軍精神代代相傳。”
毛澤東堂侄女毛小青：絕不能給這個家族抹黑
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都對一張著名的家庭照記憶猶新：畫面上，毛澤東一邊與自己的堂弟毛澤連夫妻倆聊著家常，一邊撫摸著毛澤連一雙兒女的頭頂，開國領袖豐富細膩的內心世界表達無遺。
這也是毛澤東的侄女毛小青始終珍藏的一張照片，因為，她就是照片上的那個穿著花衣服的小女孩。
1959年6月，毛主席在離開家鄉32年之后回到故鄉。當時5歲的毛小青隨父母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伯父毛澤東。“主席那么高，我們這么矮。當時，伯父給了我們姐弟倆一人一小包糖果作為禮物。”時隔半個多世紀，毛小青仍然牢牢記得當時的場景。
毛小青生于1954年1月。毛家“澤”字輩總共10男1女，毛小青的父親毛澤連是主席排行第九的堂弟。毛澤連比毛澤東小20歲。1925年，毛澤東回韶山建立黨支部，毛澤連也由此成為了一名小通信員。1929年，在一次深夜給地下黨組織送信的任務中，16歲的毛澤連不慎摔倒，左眼被尖銳的樹杈戳傷，最終近乎雙目失明。
數十年來，毛主席對自己這個叔伯兄弟的眼疾始終十分牽掛。全國剛解放，他就派人將毛澤連接到北京治病。從1949年到1960年，毛澤東每年都要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300元錢，接濟毛澤連一家的生活。
幾十年來，作為一國領袖的親人，毛澤連不僅堅守承諾沒有向國家伸過手，還不斷將節省下來的錢接濟周圍的困難鄉親，甚至最后連主席寫給他的親筆家信也無償捐贈給了博物館。作為毛家的一分子，回憶起長輩們有情有義又公而無私的點點滴滴，毛小青很是自豪，同時更有著一種無形的自我約束：“要規矩辦事、低調做人，絕不能給這個家族抹黑。”
現在，投身商海的毛小青在北京經營著一家大型餐飲企業。酒店內，微縮的瀏陽河蜿蜒環繞淙淙流淌，除了陳設有兩千多幅毛澤東不同時期的歷史照片，這里還有1︰1等大比例的毛主席故居模型。“作為紅色后人，把這里打造成傳承紅色精神的平臺，我責無旁貸。”毛小青說，這是她的“招牌”，也是她的使命。
周恩來侄子周秉和：
學習紅軍長征精神關鍵是傳承
與其他人相比，周恩來的侄子周秉和對延安有著更深的感情——年輕時，他曾經作為知識青年在延安插隊。
周秉和是周恩來三弟周恩壽的兒子。1951年，周秉和在北京出生。一向倡導和平友善的周恩來意味深長地給侄兒取名叫“秉和”。在家里周秉和排行老五。總理自己無兒無女，侄兒侄女便是至親。
1949年后，每逢休息日或節假日，只要條件許可，周秉和的父母總要帶著孩子們到中南海看望總理，在短暫的家庭聚會中享受難得的天倫之樂。
周秉和回憶起近半個世紀前的一段往事：1968年開始，周秉和與妹妹周秉建響應中央號召，先后赴延安和內蒙古插隊。插隊兩年后，周秉和報名應征入伍到了新疆。然而不到3個月，他收到伯母鄧穎超的一封家信，告訴他作好再回延安做知青的準備。原來周總理聽說此事后，認為侄兒參軍不符合當時國家的政策規定，硬是派人把他從新疆“遣送”回延安重新插隊當普通農民。當時也已經應征入伍的周秉建同樣遵囑脫下了軍裝，返回內蒙草原繼續當牧民。“我們周家子弟中，沒有一個沾上伯父的光，都是普通老百姓。”他說。
在談到紅軍長征精神時，周秉和說，現在我們學習長征精神的關鍵就是要傳承，“要把紅軍長征的精神傳承給我們的子孫后代，讓子孫后代都記住我們的紅軍、我們的革命先烈、我們的長征精神，以此來鼓勵我們的子孫后代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實現中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