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從馬列無不勝 深信前途會伐柯——紀念董必武誕辰一百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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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在廬山，選自董良翚《憶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書 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 1886年3月，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紅安，原名董賢琮，又名董用威，字潔畬，號壁伍。參加辛亥革命后，他認為革命“非有武裝不可”，于是用壁伍諧音“必武”為名。 1905年夏，董必武順利考入湖北文普通學堂。在等待入學期間借住在日知會駐地，結識了劉靜庵。日知會所購梁啟超主辦之《新民叢報》，因立意新穎、文字生動，“筆下常有感情，煽動性大”，董必武很感興趣。求學期間，董必武又接觸到更具革命精神的《民報》。結合自身的經歷與思考，董必武日漸傾向于民主革命思想。1910年畢業時，董必武已成為一個把個人命運與國家榮辱緊緊聯系在一起的革命青年。他因家境貧寒被迫放棄深造，回家教書謀生。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后，董必武毅然投身革命前線，實現了從封建王朝的秀才向民主主義者的轉變。 1911年12月，同盟會吸收董必武為會員。此后，由于革命果實落入袁世凱之手，董必武選擇東渡日本繼續追隨孫中山的革命步伐，于1914年考入位于東京的私立日本大學法律科，并加入中華革命黨。1917年畢業后，他與張國恩在武昌合辦律師事務所，以此為掩護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然而屢次的失敗使董必武開始思考，中國革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使董必武看到普通民眾行動起來的偉大力量。這一年，他遇上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老師”李漢俊。董必武在大量閱讀關于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書籍，并結合自己參加辛亥革命的經歷深入思考后，認為國民黨搞軍事政變的舊革命方法是行不通的，“必須喚起全國被壓迫的民眾共同努力奮斗”。中國革命要成功，必須實行“階級革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董必武終于找到了為之奮斗一生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從此踏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漫漫征途。 1920年8月，在武漢創辦武漢中學以宣傳新思想、培養新人才的董必武接到李漢俊的上海來信。信中希望董必武能在武漢組織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引起他的強烈共鳴。不久，由董必武、陳潭秋等七人組成的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同年11月，又在武漢中學成立了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董必武等在武漢的工人、青年學生中深入宣傳了馬克思主義。1921年7月，董必武、陳潭秋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革命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模范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法寶，董必武長期奮斗在這一戰線上，所表現出來的黨性、智慧、品德等，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第一次國共合作后期，蔣介石企圖以1000銀元收買董必武參加他設計的湖北政務委員會。董必武不僅對此嚴詞拒絕，還力勸蔣介石要服從革命的需要。不久，蔣介石派副官攜他的一封信、一張簽名照片、一身呢料服裝和一張支票求見董必武。董必武收下信件和照片，拒收服裝和禮金，說：“我董用威是擁護革命的，只要總司令革命，我同樣擁護，我為的是革命，從不計較個人名位。”在國共合作破裂無可挽回之際，董必武遵照中央指示，拒絕汪精衛的挽留，毅然辭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常務委員、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農工廳長、《漢口民國日報》總經理等職務，寧愿置身白色恐怖中繼續堅持革命。 抗日戰爭爆發后，象征各黨派團結抗戰的國民參政會于1938年在武漢成立，不久遷往重慶。董必武作為參政員之一，在參政會上同國民黨反共勢力時常進行辯論，維護國共合作。1943年，董必武單槍匹馬參加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開幕式。何應欽違背不在會上發表反共言論的承諾，大肆污蔑中共和第十八集團軍“不顧大局，擴充實力，襲擊友軍，破壞抗戰”達兩小時之久。董必武對何應欽的指控用事實逐點加以批駁，會場內非國民黨的參政員頻頻點頭，何應欽聽后面紅耳赤、理屈詞窮、無以應答。國民黨CC分子卻破壞議程，搗亂會場，董必武當即提出不再出席本次大會以示抗議。董必武的慷慨陳詞，打擊了反共勢力，教育了中間黨派，贏得了進步人士的贊譽。有詩贊曰：“為國謀團結，奔馳大后方，只憑三寸舌，勝過萬條槍。暴露言辭盡，從容任務償，聲明離議席，理直氣軒昂！” 董必武與眾多愛國民主人士、民主黨派成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重慶時，董必武經常與張瀾、沈鈞儒、黃炎培、張君勱等在鮮英的住宅“特園”內共商國是，董必武將其命名為“民主之家”，馮玉祥題寫匾額，張瀾作楹聯，掛于特園門前。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時看到稱之為“特園三絕”。 1940年底，愛國民主人士馬寅初被國民政府逮捕。為營救馬寅初，打破新聞封鎖，次年3月，中共與重慶大學師生提前為他進行60壽辰祝壽活動，使公眾持續關注馬寅初事件。《新華日報》在24日刊登祝壽啟事。30日祝壽大會，周恩來、董必武等送來對聯“桃李增華，坐帳無鶴；琴書作伴，支床有龜”。“坐帳無鶴”暗指壽公不在場。當天的《新華日報》特地聲明“本報紀念馬寅初先生六十壽辰之稿二篇，奉命免登”，以這樣的方式報道祝壽會消息。1942年，在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的營救下，馬寅初終于被釋放。此事對后來馬寅初逐漸轉向中共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5年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創建聯合國大會時，有一筆可觀的置裝、生活和交際費用供他使用，但是他總是精打細算，盡量節省開支。董必武出國時所穿西服是在重慶購買的，很不合身。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時，從屬建議他換一身質量稍好的衣服，董必武就在一家成衣店花25美元買了一套，節省置裝費1275美元。在美期間，他還節省下1240美元生活費，200美元交際費。這些節省的資金全部用于購買印刷機、打字機等以支援上海的黨報和通訊社籌建工作。董必武親自結算的《赴舊金山會議收支賬目》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教育意義深刻。1947年國共和談破裂，被迫撤離南京之時，董必武與送行者告別，他說：“好戰分子行將自食惡果。彼等中外友人，亦將后悔莫及。”“再見之期，當在不遠。” 言談之間，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展現得淋漓盡致！ 共和國法治的重要奠基者 在董必武誕辰100周年紀念會上，彭真說：“董必武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法學專門家。他不但長期從事法制建設的實際工作，而且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和法的學說，結合我國法制建設的具體實際，提出許多獨創性的見解。”“董必武同志的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對于今天我們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是他留給我們的極為珍貴的精神遺產。” 1949年，董必武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它規定了新中國政權的性質、組織和活動原則等，為新中國政權建設奠定了基礎。董必武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期間主持制定了多部法律。建國初，當時干部中時常出現檢察機關“可有可無”的說法，董必武積極為檢察機關抽調干部、研究檢查工作，不斷闡述其重要性。1951年增產節約運動中一些地方將檢察署裁撤，董必武向毛澤東主席請示后立即予以制止。擔任最高法院院長時，董必武積極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建立各種審判制度，組織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推行合議庭、公開審判、兩審終審制等。 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期間，綜合性大學的法律系被撤銷，董必武認為像北京大學這樣著名的綜合性大學撤銷法律系是很不適當的。他多次找中宣部、教育部溝通，在他的呼吁和推動下，北大法律系得以重建。此后武漢大學、復旦大學、東北人民大學也相繼恢復法律系。董必武認為“法學是一門重要的社會科學”。他克服重重阻力與干擾，親自參與組織籌備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法律出版社。為推動中國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建立，董必武從1953年開始寫報告，多次在黨內大會上進行呼吁，提出研究所具體領導人選，重視法律文獻搜集整理。1958年10月，法學研究所終于成立。 董必武提倡“依法辦事”，建設法治國家。1954年，董必武在政務院討論當年政法工作任務的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國家應當由搞運動向按法律辦事的方向轉變。1956年在“八大”會議上，董必武提出加強人民民主法制建設，他說：“黨中央號召公安、檢察、法院和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依法辦事。我認為依法辦事，是我們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環節。”他認為依法辦事必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相比“按法律辦事”，“依法辦事”內容更加廣泛、深刻，具有更深遠的意義。 回顧董必武的光輝事跡，學習他在革命和新中國建設中矢志不渝、富于智慧、尊重法律的精神，我們就要堅定信念、敢于創新、遵紀守法，努力增進人民福祉！（張道旺） |
責任編輯：湖南紅色旅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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