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本報記者 徐蓓 實習生 曲佳琦
不久前，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上海國際友人研究會與上海福壽園人文紀念館聯合舉辦了“2015先賢與上海城市記憶——抗日戰爭時期的國際友人與上海”論壇，以銘記歷史，緬懷先烈。以下是論壇部分演講內容精編。
埃德加·斯諾：從上海走向延安
■董云飛
埃德加·斯諾，是一位給予中國和中國人民抗日援助的國際典范。他是一位富有正義感和有著良好職業道德的美國記者，也是我的父親董健吾一見如故的好朋友。
當年在上海，斯諾見到了宋慶齡和魯迅，引發了他記錄中國人民苦難與向往的想法。后來他對蕭乾說，“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他正是在魯迅的引導下認識中國的。
斯諾遠渡重洋來到中國，本想探訪擁有古老文明、歷史積淀的美麗中國，他萬萬沒有想到，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自己趕赴東北采訪，看到的是東三省的淪陷，是難民的流離失所。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遭到上海軍民的頑強抵抗。29日天亮后，日軍在裝甲車的掩護下，連續發起猛攻，日軍飛機也對閘北、南市一帶狂轟濫炸，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被大火焚毀，包括眾多古籍善本在內的30多萬冊館藏圖書被付之一炬。戰火迅速蔓延，國民黨守軍第156旅頑強抗擊日軍的進攻，堅守每一寸陣地，并在炮火掩護下向日軍實施反擊，打退了日軍的連續進攻。當時據日軍自供：“市街到處起火，火焰漫天，戰場極為凄慘。”埃德加·斯諾始終堅守在一線采訪，在題為《遠東戰線》的報告通訊集中，他揭露了日本“不宣而戰”的事實真相。
1935年6月，斯諾被聘為英國《每日先驅報》的特派記者，并在北平燕京大學兼課。同年“一二·九”運動爆發當天，斯諾聯絡了好幾個國家的記者到示威現場采訪。他和夫人海倫走在游行隊伍最前面的橫幅標語下，滿眼看到的都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瘋狂鎮壓學生運動、屠殺青年學生的景象。次日，斯諾夫婦在蕭乾的陪同下，走訪多家醫院慰問被打傷的同學。由于以斯諾夫婦為首的眾多中外記者的努力，“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很快被傳播到全世界。
斯諾的足跡遍及中國大江南北，他通過大量的通訊報道，反映中國民生凋敝的現狀，向世界報道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斗爭。
當他得知在中國大西北的黃土地上，還有一支英勇殺敵的紅軍時，他發誓要到那里采訪報道，但他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無法通過白區封鎖線。
于是，在上海遇到宋慶齡時，斯諾當即懇請宋慶齡幫助他去蘇區看看。慶齡先生很嚴肅地告誡他——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斯諾則斬釘截鐵地表示：為了能如實報道真相，喚起中國民眾抗擊日寇的決心，讓國際社會及時了解在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事情，一切艱難險阻他都在所不惜。他的真誠和執著感動了慶齡先生，于是，在慶齡先生的安排下，我的父親董健吾受命護送斯諾進入蘇區。
之所以選中我的父親擔此重任，一是因為我的父親諳熟英語，便于與斯諾交流；二來父親去過陜北，人事方面駕輕就熟，便于聯絡。臨走前，慶齡先生與父親交代了同斯諾接頭的地點、信物、暗號等諸多事宜。
到了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父親見到了斯諾以及馬海德。父親取出慶齡先生給的半張寫有英文詩句的卡片，與斯諾手中的另半張拼對吻合，兩人相互笑了。
由于陜北派來護送的同志尚未到達，父親與斯諾有了較充裕的時間互相交流，每天要聊上四五個小時。兩人一見如故，相互之間坦率、真誠、融洽，成了“千杯少”的摯友。在《西行漫記》中，斯諾不吝筆墨，以近7000字的篇幅，細致描繪了他與父親相見時的情景，可見兩人的深情厚誼。
不久，父親順利完成了護送任務，與斯諾依依不舍地告別。而斯諾到了蘇區后，把所見所聞撰寫成長篇紀實報道 《西行漫記》。1937年，該書以多種文字在世界發行，震驚了世界，也震動了中國——成千上萬的有志青年紛紛奔赴延安，投入到抗日前沿——這對壯大革命隊伍、增強抗日力量、促進國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穩固，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斯諾在《西行漫記》的結尾處預言：中國抗日必勝！果然，抗戰八年，日本法西斯無條件投降了。
今天，我們在這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深情緬懷斯諾先生在華的抗日功勛，是為了給后來者以啟迪：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國際友人為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爭最終勝利給予的無私幫助和支持；我們永遠不能忘記，落后是要挨打的，我們只有團結一心，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才能真正捍衛我們的祖國永不受侵犯！
�。ㄑ葜v者為“紅色牧師”董健吾之子）
金九：策劃震驚世界的“虹口爆炸案”
■石源華
金九是著名的韓國獨立運動家、韓國獨立元勛，被譽為“韓國國父”。他也是一位參加中國抗日戰爭的卓越的國際主義戰士、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金九曾與上海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從1919年4月13日抵達上海，至1932年5月亡命浙江，在上海整整生活和戰斗了13個年頭。
韓國“三一運動”（日本殖民統治下爆發的一次大規模的民族解放運動）爆發后，金九毅然離開祖國來到上海，投奔剛剛成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一心想當一名臨時政府的普通門衛，他說，“這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就是作為一個完全獨立自主國家的百姓，終老死去。”后在各方勸說下，他才擔任了臨時政府警務局長，并成為臨時議政院9名內務委員之一。
1926年底，金九出任國務領，成為臨時政府的核心領導，同時參與組建韓國獨黨，擔任上海韓僑居留民團團長等，率領臨時政府度過了最為艱難的日子，為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金九直接參加上海的抗戰，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金九授命傾盡臨時政府的全部財力，組建“韓人愛國團”，專事暗殺等“鐵血行動”。以這種特殊的斗爭方式，擴大臨時政府的影響，振奮民族的反日精神，開創韓國反日獨立運動的新局面，也使韓國獨立反日斗爭與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融為一體。
金九以極其秘密的單線聯絡方式，召集死士，密謀策劃行動。1932年1月8日，經金九長期籌劃，31歲的李昌奉在日本東京狙擊日本天皇，雖因投擲的炸彈未中天皇而告失敗，但影響巨大。消息傳出，僑居海外的韓國僑民抗日精神為之一振，支持、鼓勵的信函雪片一樣寄到上海，熱血青年不斷來訪，紛紛要求為國獻身。
金九對上�？箲鹱畲蟮呢暙I，是于1932年4月29日策劃的一起震驚世界的暗殺活動。韓國義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舉行的日本帝國主義“上海事變祝捷儀式”暨祝賀天皇生日的大會上，一舉炸斃侵華日軍總司令白川大將，炸傷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重光葵等數名高級官員。這起事件極大地鼓舞了中韓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斗志和士氣。
1932年5月10日，金九為了阻止日本憲警對在滬韓國僑民的野蠻搜捕，在上海多家報刊發表了題為《虹口公園炸彈案之真相》的公開信，宣布他對此事件負責，公開昭示“韓人愛國團”的宗旨：“謀殺敵人之重要人物，并破壞敵人之行政機關，藉以恢復祖國之獨立！”并明確宣布：“余之武器，惟手槍數支，炸彈數枚，今后余仍將奮斗不懈非至我國獨立恢復，決不止也！”表現出領袖人物的大無畏的奮斗精神。
虹口公園壯舉發生后，金九和韓國臨時政府再也無法在上海存身，不得不離開生活和戰斗13年之久的上海。金九開始了他長達8年之久的逃亡之路。但也正是在這樁震驚中外的“虹口爆炸案”之后，金九和韓國臨時政府開始和中國官方建立了實質性的聯絡，并得到了援助和支持，為他們日后全方位參加中國抗日戰爭奠定了基礎。金九領導的反日斗爭由此納入了整個中國抗日斗爭的行列，成為中國抗日戰爭時期與中國人民共同奮斗的國際縱隊，開始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ㄑ葜v者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研究中心主任）
佐爾格：卓越的間諜事業開端于上海
■蘇智良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各種政治勢力的活動中心，也是世界情報戰的重要戰場。各種力量在其中犬牙交錯、相互重疊。在這種極其復雜的環境下，有一位二戰中著名的情報人員，他的間諜事業就開端于上海。他，就是佐爾格。
佐爾格在一戰時當過兵，因為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而加入了共產國際。1929年11月，他在柏林取得德國護照，并獲得了《德意志糧食報》特派記者的頭銜。1930年1月，佐爾格來到上海，化名亞歷山大·約翰遜。佐爾格的公開使命是研究銀行業務，這是他在漢堡經濟學院研究過的課題。
佐爾格到上海后不久，定居于現在的山陰路145弄2號，并以此為基地展開活動。他在上海時，喜歡騎摩托車，而且速度飛快，以至于曾發生車禍而住進醫院。
這一時期，佐爾格逐漸在上海建立了他的情報小組。他的上海情報網被前蘇聯稱為“拉姆扎小組”。這是一個國際小組，其中有很多名人，包括美國共產黨的一位傳奇女戰士史沫特萊，后來她去了延安。小組中還有一位名叫魯特·維爾納的德國人，她的代號叫索尼婭，她的家中藏有“拉姆扎小組”最隱秘的電臺。
佐爾格在上�；顒拥氖姑橇私夂团袛嗳毡緦θA侵略的可能。當時美國有一份秘密備忘錄即費森登報告，評估中日關系、蔣介石與西方的關系、美國的態度等。該報告尚未公布，而佐爾格已獲得并送往莫斯科。他是如何獲得該情報的，細節至今仍不清楚。
佐爾格具有卓越的情報才能。一位紅色情報人員回憶，“當時的環境異常復雜，人們很容易暈頭轉向，但是佐爾格卻十分冷靜。我們在上海見面時說話必須簡明扼要，約會時間不能過長，他總能在短短幾分鐘內介紹一些復雜情況，說明敵人的意圖和計劃。”他的工作領域非常廣泛。他以上海為大本營建立了至少6個小組，包括廣州、南京、大連、北京、哈爾濱、武漢等。
根據革命老人張文秋的回憶，周恩來曾在上海密會佐爾格，這一首次披露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極大的轟動。這個新解密的史實，為人們進一步研究佐爾格在上海的情報活動提供了新的視角。
1931年4月，中共領導人顧順章叛變后，周恩來將離開上海。張文秋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1931年9月底的一個下午，周恩來同志親自帶著我，乘汽車到法租界一座高級賓館門前，下車后由一位年輕的外國人把我們迎進了一個房間，房內走出一位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外國人，我認出他就是我在董秋斯家見過的那個外國人。周恩來對我介紹說：‘這位就是共產國際方面的負責人佐爾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領導下工作。’ 他又對佐爾格說：‘我依照你的意見，把張一萍（化名張文秋）同志調到你這里工作，希望你給她做出適當的安排。’”從這段敘述中可知，周恩來與佐爾格關系密切，“拉姆扎小組”中的中國成員，應該是在周恩來親自安排下加入的。對此，日本時事社曾以《佐爾格和周恩來在上海秘密接觸——1931年在情報領域合作》為總標題，作了長篇報道。
顧順章叛變后，根據他的供述，國民黨順藤摸瓜，逮捕了共產國際在上海的關鍵人物牛蘭夫婦。為安全起見，佐爾格接到命令，于1932年11月12日匆匆離開上海，經海參崴回到莫斯科。
佐爾格回到莫斯科不久又被派往東京，在東京，他再一次與上海的戰友們合作，收集了很多情報。1941年10月18日佐爾格不幸在東京被捕，1944年11月7日被日本秘密警察處以絞刑。戰后，前蘇聯政府授予他“蘇聯英雄”稱號，并給予了他最高榮譽——列寧勛章。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佐爾格曾在東京巢鴨監獄的獄中日記里寫道：“假如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我將在中國一直呆下去。我深深地迷戀上這個國家了。”
去年我們出了一本書——《佐爾格在中國的秘密使命》，這也代表我們中國人對佐爾格的一個紀念。
如今，佐爾格所處的戰爭與革命年代已經遠去，回望過去，我們對這些為戰勝法西斯、為人類進步而獻身的人們，應該永遠懷抱崇高的敬意。
�。ㄑ葜v者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歷史學教授）
我來說兩句
已有0評論 點擊全部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