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中國的抗戰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力量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人民群眾是戰爭勝利最深厚的偉力，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是抗戰勝利的決定因素�？谷站韧鲞\動正是一場由中國共產黨積極發揮主導作用，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彰顯著偉大愛國主義精神的民族解放運動
■經過長期的浴血奮戰和風雨洗禮，中共上海黨組織獨立作戰能力大大增強，牢固密切了黨群關系，極大地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上海持久抗日救亡斗爭持續發展，不僅捍衛了這座城市的尊嚴，也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的抗戰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力量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人民群眾是戰爭勝利最深厚的偉力，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是抗戰勝利的決定因素。抗日救亡運動正是一場由中國共產黨積極發揮主導作用，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彰顯著偉大愛國主義精神的民族解放運動。作為中國共產黨誕生地、具有愛國反帝光榮傳統的上海，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危急關頭，成為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前沿陣地。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上海不斷掀起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特別是在黨探索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引領下，上海抗日救亡運動波瀾壯闊，成為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前期中心
“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代表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堅持抗日救國路線，立即發出武裝民眾反對日本侵略者的號召。上海作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和近代中國革命的搖籃，對民族危機的反應尤為敏感、強烈，與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形成積極呼應。1931年至1937年三次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潮都是由上海發起或以上海為中心開展的，上海成為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前期中心。
1、“九一八”事變至“一二八”淞滬抗戰，掀起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第一波高潮。
1931年“九一八”事變，是上海人民奮起抗日救亡的開端。事變后的第二天，中共臨時中央要求上海黨組織立刻把工農武裝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有力地推動抗日救亡風云的興起。上海學生界首先行動起來，先后成立上海大學、中學抗日救國聯合會，學生請愿團三次聲勢浩大的赴京請愿，引起巨大反響。上海工商、文教等各界人士也迅速行動起來，成立上海市抗日救國會、抗日救國義勇軍、上海婦女救國大同盟、教育界救國聯合會等抗日團體，以通電、宣言、罷工、募捐、抵制日貨等各種方式，掀起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運動。以工人階級為中堅力量的罷工、抵制日貨等活動，嚴重打擊了日本在華經濟利益，尤其擊到日本侵略者的痛處。為加強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同年12月，地處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聯合留日回國學生會、工聯、“左聯”等54個群眾團體成立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領導全市民眾開展徹底的反日行動。上海還是東北流亡民眾開展抗日復土的重要基地。大量東北同胞不堪忍受日本法西斯的蹂躪，紛紛逃至關內，淪為難民。上海工商教育各界人士為此成立東北難民救濟會，予以救濟。流落在上海的東北同胞不甘家鄉喪失，成立東北同鄉會、抗日會，積極從事抗日救國和援助東北抗日義勇軍活動。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又發出 《關于上海事變的斗爭綱領》、《關于一·二八事變的決議》等文件，號召廣大民眾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上海市各級黨、團組織、工會和民眾反日團體，紛紛組織義勇軍、敢死隊、童子軍，奔赴前線作戰或戰地服務，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給前方作戰的中國將士以極大的激勵和支援。歷時4個月的以滬西為主的日商紗廠工人抗日總同盟罷工，一直到5月初才結束，顯示出上海工人階級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使命感。“一二八”淞滬抗戰，各階層民眾同仇敵愾，全力支援中國軍隊英勇抗戰，開中國局部抗戰的先河，極大地激發了民眾的民族意識，形成了規�？涨暗娜珖罕娦钥谷站韧鲞\動第一波高潮。
2、“一二九”運動至“七七”盧溝橋事變，推動形成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第二波高潮。
“一二八”淞滬抗戰結束后，國民黨當局繼續奉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對內打壓抗日愛國力量，群眾抗日救亡運動被迫轉入低潮。1933年初，在中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積極推動下，《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宣言》、《中共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先后發表，表明中國共產黨“愿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的立場，以及“保持最寬廣的反帝統一戰線”的主張。由此可見，即便身處艱難險境，共產黨人仍在探索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正是在此背景下，1933年3月，中國共產黨協助數月前由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著名愛國人士發起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上海發起成立國民御侮自救會。同年9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領導籌辦的遠東反戰會議在上海召開，對于黨調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具有特殊的歷史作用。1934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是中國共產黨發動全國各界知名人士，建立的一個全國性的民族武裝抗日總領導機關。為了全力反擊法西斯勢力，1935年共產國際召開的“七大”，要求各國共產黨克服轉變“左”傾關門主義政策，結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的《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發表，為堅守在上海的共產黨人及時獲知。這為領導上海民眾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明確了努力方向。
“一二九”運動爆發，上海率先起來響應。以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等上層著名人士為首，以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為骨干的上海各個救國會，如婦女界救國會、文化界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等紛紛成立。上海地區建立救國會成為一時熱潮，抗日救亡的主張日益深入人心。1936年1月，上海各個救國會聯合成立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同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全救”），18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參加，成為當時最大和最有影響的抗日救亡組織。在“全救”的指導下，救國會組織遍及全國，西北各界抗日救國會、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東北民眾救亡總會、“全救”華南區總部、南京各界救國聯合會等相繼成立。救國會的成立，表明中共中央號召的人民救國陣線開始確立。
為抵御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政府對日妥協退讓政策，救國會積極行動，開展學生救國請愿、大規模示威游行、反日大罷工、國際宣傳工作等一系列活動；聲援西南地方實力派北上抗日，公開呼吁國共合作，支援綏遠和爭取張學良、楊虎城工作，形成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第二波高潮。在救國會的號召下，上海在1935年12月后的10個月內，發動了10次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全市工人、學生和各界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動連成一體，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1936年11月，日偽軍大舉進攻綏遠，“全救”立即為綏遠問題發表宣言，并致電國民政府停止外交談判，發動全國抗日戰爭，乘機收復失地。上海80多個工會、120多個同業公會等電慰前線抗敵將士，并積極籌款援綏；京滬、滬杭兩路局同仁組織節約勞軍委員會；復旦、交大、光華等高校師生征募現款和衣服援綏，全市掀起援綏運動。與此同時，發生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上海黨組織策劃聲勢浩大的營救愛國民主人士活動，團結了一大批各界愛國進步人士，為上�？谷站韧龆窢庁暙I力量。
3、“八一三”淞滬抗戰前后，涌現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第三波高潮。
“七七”事變前夕，正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漸露曙光，中共上海黨組織恢復重建的關鍵時刻。7月，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赴廬山途經上海時，專門會見中共上海辦事處（后改為八路軍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以及由延安來滬重建黨組織的劉曉同志，對上海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貫徹統一戰線政策作出具體指示。正是遵照黨中央的指示，重建黨組織工作在上海穩步打開局面。
隨著全民族抗戰局面的形成，尤其是“八一三”淞滬抗戰的爆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謴椭亟ê蟮纳虾｜h組織，根據國共合作、全面抗戰的新形勢、新政策，堅決執行黨的全面抗戰路線，不斷積累一套在敵占區大城市進行斗爭的策略和方式，成為上�？谷站韧鲞\動的領導核心。上海黨組織抓住國共合作抗日、民眾救亡情緒高漲的有利局面，適時轉變工作重點，完成從單純整理黨組織到領導群眾運動的轉變。將原來各界救國會組織，改組為公開、合法、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各界救亡協會，實現黨對群眾抗日運動的領導。領導成立文化、婦女、職業、工人、學生等各個救亡協會，凝聚人心，匯集愛國力量，全力以赴支援前方作戰，有力地支持了長達3個多月的“八一三”淞滬抗戰。全國各地愛國民眾、海外華人華僑以及各國友人，紛紛慷慨解囊，全力支持淞滬抗戰，推動形成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抗日救亡第三波高潮。中國軍民齊心協力、不畏強暴、全民抗敵的新形象，贏得世界輿論的普遍同情和贊譽。
上海淪陷后，全國抗日救亡中心西移。1937年11月，以劉曉為書記的中共江蘇省委正式成立，其下設置軍委、工委、職委、學委、婦委、文委六個委員會。其后根據工作需要，相繼設立難民工作委員會、外縣工作委員會和教育運動委員會，全方位加強對群眾救亡運動的領導。面對日益艱難的抗日環境，上海黨組織繼續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廣泛團結各界愛國力量，多形式開展抗日斗爭，有力地抗擊了日軍的侵略。
中國共產黨在“孤島”和全面淪陷時期，堅持斗爭，不斷調整策略方針，成為上海民眾抗日救亡的領導核心
“八一三”淞滬抗戰結束，華界淪陷，上海租界成為“孤島”。國民黨潛伏留在上海的勢力，主要從事打擊汪偽組織、鋤奸和開展滬郊軍事活動，無意開展持久的群眾運動。隨著國民黨留滬組織遭到汪偽特工的嚴重破壞，國民黨在滬勢力日漸衰弱萎縮，在滬活動也日趨沉寂。上海共產黨組織實行全面抗戰路線，不畏艱險，勇挑重任，根據“孤島”內環境變化，轉變工作策略，及時發出 《關于上海陷落后上海黨的任務決議》、《我們對于統一上海救亡運動的意見》、《關于維護和改善上海人民生活的決定》等文件，充分利用“孤島”內的復雜矛盾，從面向社會的大規模抗日救亡活動，轉向從事以群眾生活為主的小型福利活動。黨組織利用社會上層的社會影響，建立星期聚餐會、聯誼會、讀書會、合作社等合法團體，在各條戰線開辟出各具特色的群眾救亡陣地，使對敵隱蔽斗爭得以長期堅持。在難民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把幾十個難民收容所從單純的難民救濟安置場所，變成政治宣傳教育、為抗日斗爭輸送力量的基地。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上海黨組織充分利用合法的形式，把群眾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的做法，贊揚上海的難民工作陣地是上海地下黨成功的創舉；認為在敵偽統治區，創辦工人夜校，組織工人讀書、進步，就等于創辦工會；充分肯定具有廣泛群眾性的職業界聯誼團體，對于開展上層統戰工作，廣泛發動群眾，具有重要意義。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孤島”徹底淪陷。日本全面占領上海后，加緊破壞抗日進步力量。為保存實力，中共中央先后發出《關于上海失業問題的指示》、《關于取消秘密省委特委組織的指示》等文件，指示已經暴露和失業的黨員撤退至新四軍根據地工作。1942年底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及部分黨員近兩百名干部，陸續撤退至新四軍淮南根據地。1943年初撤銷省委，成立華中局敵區工作部（后改稱城市工作部，簡稱城工部），領導上海和江浙的重要城市工作。留在上海的工委、職委、學委、教委、文委和警察特支6個系統，直屬于城工部，獨立開展工作。留在上海的各級黨組織團結一切愛國力量，推行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勤”政策，做更細致具體的群眾工作。將工作重點轉向重大市政企業和日偽軍工生產基地，通過拖延、怠工、破壞等隱蔽斗爭方法，堅持打擊日偽力量。194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出現轉折性變化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和華中局先后發出《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關于開展滬、寧、杭、鄞四大城市與交通要道的指示》。上海黨組織調整工作部署，從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的工作方針，轉為發動組織群眾，開展天亮運動，準備武裝起義、里應外合奪取抗戰勝利；把群眾日漸高漲的熱情，引向迎接抗戰勝利的實際行動中去。
中國共產黨以文化工作為重點和突破口，引領左翼文化人士發展壯大抗戰文化，為上海持久抗日救亡構筑強大的文化輿論陣地
近代上海是全國文化人才高地。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高度重視文化工作，上海成為全國抗戰文化的策源地并非偶然。在深重的民族危機下，上海文化界人士在愛國主義激勵下，為求民族解放，怒而奮起。“九一八”事變后不久，“左聯”就發表《告國際無產階級及勞動民眾的文化組織書》，強烈抗議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呼吁全世界勞動人民共同反對日本侵略者。同年12月，夏丏尊、周建人等30余名上海知名文化人士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不久，魯迅、茅盾、葉紹鈞、郁達夫、丁玲、胡愈之等43人，聯合發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書》，呼吁全世界進步力量支援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左聯”、“社聯”、“劇聯”等左翼文化團體紛紛組織宣傳隊、服務隊、演出隊到前線慰問，進行戰地采訪和報道，拍攝抗日影片，開辟了抗戰文化的新陣地。此后，左翼文化人士繼續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堅持創作，以文藝為武器，粉碎了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出現了小說《八月的鄉村》、《生死場》，戲劇《放下你的鞭子》、《回春之曲》，電影《風云兒女》、《逃亡》，歌曲《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 等一大批優秀文藝作品。史量才領導的《申報》，杜重遠創辦的《新生》、鄒韜奮創辦的《大眾生活》周刊等書報刊物深受民眾歡迎，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意識。1935年12月27日，進步文化人士聚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為推動上�？谷站韧鲞\動的強大力量�？箲鹞幕靡援a生發展。
全面抗戰爆發后，上海黨組織首先以文化界為突破口和中心，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這是黨領導下的文化藝術界的統一戰線組織，其中90%以上的成員是黨領導下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和原救國會領導下的愛國青年，是“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上海影響最大的抗日救亡團體。其機關報《救亡日報》，是國共合作創辦的一份大型報紙，共產黨人為辦報核心力量。該報旗幟鮮明地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全民持久抗戰的戰略方針，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上海廣大文化人士通過新聞出版、歌詠戲劇、漫畫木刻、廣播演講等各種方式，宣傳抗日救國主張，形成龐大的宣傳網絡和救亡輿論陣地�？箲鹞幕畈l展，上海街頭巷尾充滿抗日歌曲和激情。上海200多位戲劇、電影界人士組成13個救亡演劇隊。此后，除兩個隊留滬外，其余11個演劇隊陸續離滬，深入內地鄉村城鎮，演出《同心合力打東洋》、《為自由和平而戰》、《放下你的鞭子》等劇目，在各地播下抗日救亡的火種。上海漫畫界救亡協會派出以葉淺予為隊長的漫畫宣傳隊，赴內地宣傳，他們以主題鮮明、形象生動的漫畫，不斷揭露日軍侵略暴行，頌揚全民族抗戰精神。
“八一三”淞滬抗戰后，上海文化界的主要力量向武漢、重慶、延安等大后方轉移，極大推動后方抗戰文化的發展。留守“孤島”的文化人士堅持戰斗，據不完全統計，“孤島”時期上海先后出版各種報紙約50種，各種刊物二三百種，其中各種文藝刊物150多種。共產黨創辦了 《團結》、《譯報》、《文獻》、《時論叢刊》等刊物；出版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毛澤東有關抗戰著作，以及《魯迅全集》、《西行漫記》、《上海一日》等書籍。戲劇演藝界充滿活力，專業劇團和眾多業余劇團相輔相成，新編的歷史劇和現實劇深受群眾喜愛，激發了群眾的抗日斗志。黨領導下的各社會團體運用夜校、讀書會、學術講座、時勢報告會等文化教育形式，建立了強有力的輿論陣地。
日軍全面占領上海后，大肆宣揚“中日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思想，扶植漢奸文化活動，打擊進步文化力量。在恐怖環境下，文化系統留在上海的姜椿芳、王元化、樓適夷等人，團結廣大文化工作者，結成廣泛統一戰線，進行艱難斗爭。在上海先后出版的約40種文學類期刊、叢刊中，愛國作家和地下抗日工作者主持的近三分之二，健康的宣傳刊物占據多數。文委創辦《時代》改為半月刊，后改名《蘇聯文藝》月刊，成為上海全面淪陷后的主要文化堡壘。許廣平、夏丏尊、柯靈等作家曾遭逮捕，但都威武不屈。共產黨員惲逸群、關露等人打入日偽文化機構，進行隱蔽斗爭，巧妙地激勵人們熬過嚴冬，堅定抗戰必勝信念。
中國共產黨堅持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斗爭，支援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為上海堅持抗日救亡提供可靠的后方基地
全面抗戰期間，上海黨組織在敵偽勢力嚴密控制、錯綜復雜的敵占區，堅持獨立自主開展郊縣敵后抗日游擊斗爭，全力支持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建設，開創了黨的城市工作與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相互支持、互為依托的抗戰格局。
上海淪陷初期，上海黨組織根據周圍農村日偽軍空虛、國民黨組建的各種武裝力量消極抗日的局面，決定獨立自主開展近郊抗日游擊斗爭。1938年初，外縣工作委員會成立，先后發動組織兩千多名黨員骨干奔赴市郊農村，開展抗日游擊武裝斗爭。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至1939年下半年，在浦東、青浦、嘉定、崇明、京滬線東路地區組建游擊隊，創建了幾個抗日游擊區，有效地消耗、牽制日偽力量，威脅日軍戰略中心區的穩定。
1939年，根據中央關于由新四軍統一領導滬郊各縣抗日武裝組織的指示，對上海郊縣一些武裝力量進行整編，統一名稱為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江抗”經過不斷的轉移、分散和斗爭，挫敗了1941年至1943年日偽在滬郊三次大規模的“清剿”企圖，取得上海郊區反“清鄉”斗爭的勝利，度過最難熬的抗戰相持階段。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轉入大規模反攻階段，從1944年下半年開始，滬郊游擊隊更加積極尋找戰機，主動打擊日偽軍，取得朱家店等戰役的勝利。到1945年5月，新四軍蘇浙軍區第二縱隊（浙東縱隊）淞滬支隊，活動范圍擴大到上海9個區縣，成為上海周邊一支不可小覷的敵后抗日武裝力量。上海郊縣的抗日武裝與新四軍東進部隊相結合，在牽制和打擊日偽力量，支援華中、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和配合上海城市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新四軍與上海關系密切。上海是新四軍組建的孕育之地，也是新四軍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支援新四軍抗戰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建設，是上海黨組織領導上海人民的重要戰略任務之一。從1937年至1945年，在這8年時間里，上海黨組織緊緊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利用上海的特殊環境和戰略地位，對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從人力、財力、物力，乃至社會輿論宣傳等進行源源不斷的援助，使上海成為新四軍重要的后勤保障地。而新四軍積極開展敵后游擊戰爭，不斷發展壯大，對上海人民進行抗日救亡運動也是極大的支持。上海黨組織以新四軍創建的抗日根據地為依托，保存干部，訓練干部，使黨員干部隊伍不斷得到鍛煉、成長和壯大，為上海城市抗日斗爭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上海人民與新四軍緊密配合、相互支持，開創了大城市地下抵抗和根據地武裝斗爭相結合的新途徑，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英勇無畏的勇氣與膽量。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民族抗戰，上�？箲鹗瞧渲械闹匾M成部分。經過長期的浴血奮戰和風雨洗禮，中共上海黨組織獨立作戰能力大大增強，牢固密切了黨群關系，極大地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上海持久抗日救亡斗爭持續發展，不僅捍衛了這座城市的尊嚴，也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坦P者：陳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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