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曄
文物、遺址，是歷史最真實的遺存。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上海市郊廟行、高境、大場、嘉定等地，村莊房屋遭侵華日軍摧毀，為安置災民，海外僑胞及上海社會各界發動民眾募捐，建造起多座紀念村、紀念坊。
難能可貴的是，時代疾馳，城市變遷，紀念村遺址仍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下來。日前，記者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主戰場、重災地寶山區輾轉尋訪，確認寶山4個紀念村目前尚存3座石牌坊。
它們的存在，使我們對歷史并非無從憑吊，使每一位路過看到或主動尋訪之人，都不由去思索這里曾經發生的血與火。
幸存石牌坊今安好?
逸仙路高架與殷高西路交叉處，車水馬龍，而東北側高境源廣場上，卻彌漫著歷史的沉重。
這里有一座水泥結構三間四柱重檐式牌坊，即“高境廟紀念村”石牌坊，是寶山4個紀念村牌坊中目前保存最為完好的一塊。牌坊簡介中寫道：“‘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日軍侵占本地，民居十毀其九。同年5月，日軍撤退，居民陸續回歸，苦無棲身之所。南洋僑胞為此捐巨款重建，居民始復得其所。是年秋，由黃炎培、李馥蓀、張公權、朱吟江、胡筠莊、朱愷儔等知名人士發起籌款在此造坊。由中國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教育家黃炎培先生所題《高境廟紀念村》。”
殊不知，這座高境廟紀念村牌坊，是從馬路對面整體遷移180米而來�？箲饎倮�60周年時，有市民寫信給解放日報，反映高境廟紀念村牌坊“屈身”于一家集貿市場的三輪車棚中。此信很快得到重視，相關部門立即采取措施，拆除先前“包裹”在牌坊上方的玻璃鋼車棚，清空橫搭在牌坊坊額上的鐵架，為避免碰撞，牌坊四周還加了一圈上下兩層的鐵欄桿。2011年，為進一步妥貼保護并彰顯牌坊的警示價值，寶山當地請來文物、規劃部門和同濟大學專家，將牌坊從集貿市場中“救”出，以每小時“走”15厘米的速度，前后4天時間，終于將牌坊安置到馬路對面的高境源廣場。
由寶山區委黨史研究室朱曉明指路，記者繼續尋訪。行駛在一二八紀念路上，仿佛還能聽見當年炮火聲。這條路，同“一·二八”淞滬抗戰相系，可見其在上海的分量。車至愛輝路，向北行駛，在愛輝路28弄前停留。此地，是居民區錦輝綠園的入口處，右側，但見一座被黑色欄桿和高壓線圍起的石牌坊，便是廟行紀念村的石牌坊。牌坊立柱上，“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捐”等字跡可辨。牌坊后，是錦輝綠園的棋牌室。一位祁姓保安告訴記者，此牌坊原地未動，只是被墊高了一些，經常有人前來瞻仰，“聽這里過去的老人說，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時，廟行紀念村被日軍幾乎全部炸毀，牌坊能幸存并保留至今，已經很不容易了”。
繼續尋訪第3座，馬橋紀念村。馬橋紀念村牌坊深藏于寶山城市工業園五星村，此地與嘉定接壤，房屋多簡陋，以外來人員居多。朱曉明和記者幾經周折，終于找到一位本地人，1947年出生的壽連寶。他帶我們走入窄小幽深的巷子，終于在門牌號為“五星村馬三13號”的院子中，找到了一座石牌坊。石牌坊緊貼著一棟2層樓房，與樓房墻壁距離甚至不足30厘米。牌坊橫梁上，架著空調外掛機；石墩上，有濕漉漉的拖把倚靠；牌坊前，則是院內雜亂拉放的曬衣線及線上掛著的各色衣物。記者發現，這座牌坊其實是以“背”示人，其正前方包括牌坊上的文字，均被那2層樓房遮擋。
寶山還曾建有大場紀念坊，經記者向朱曉明確認，上世紀60年代，因滬太路拓寬，大場紀念坊被拆。
被“搶救”的村民口述
在盡力尋找下，記者發現，石牌坊周邊，竟還能找到幾位當年住過紀念村的老人。
在錦輝綠園的棋牌室內，記者見到了今年90高齡的高阿弟。1931年戰爭爆發時，高阿弟僅6歲。他告訴記者，廟行是淞滬戰役中的激戰地，“十九路軍沒有聽從蔣公撤退指令，頑強死守，打得日本人三易主帥呢！當時《申報》有披露，說日軍裝尸體用的大卡車，一次就有28輛！”
然而此后，日軍瘋狂報復。在淞滬戰爭爆發后的1個月內，日軍不斷征兵，在上海的兵力高達10萬之多。南京政府卻沒有給十九路軍新的支援，十九路軍被迫于3月初撤出上海，南京政府與日本簽下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根據廟行鎮志，在十九路軍撤退后第2天，日軍才膽戰心驚地踏上廟行鎮，此后一路燒殺奸淫無惡不作，村莊變成廢墟。當時，高阿弟隨家人逃難至上海市區的避難所，5月再回家園時，已無處棲身。同年9月，寶山縣兵災救濟會在廟行建造紀念村，設公屋五棣，分給70戶災民居住。新中國成立后，紀念村幾經城市建設、動遷，現已不復存在。高阿弟搬至江楊南路居住，但機緣巧合，他女兒的新房子，竟恰好買在廟行紀念村原址所在地。
而在原馬橋紀念村所在地，68歲的壽連寶也在紀念村中長大。但淞滬抗戰時，他尚未出生。于是他帶記者找到了村內另一位屈指可數的“原住民”——今年82歲的壽阿二。壽阿二1933年出生于馬橋紀念村，兒時，他聽父親說起，日軍愛找“花姑娘”，當年家人逃難時，鄰居家的女孩都用灶頭灰涂臉，穿著最難看的衣服出門。
對于戰爭中幸存者、見證者進行戰爭證據的搶救性收集，是寶山當地始終非常重視的大事。1997年、1999年，以及2005年至今，寶山區委黨史研究室3次對侵華日軍在寶山地區進行實證調查取證。尤其1999年的那場調查，歷時3個月，涉及203個村和居委會的1432個村民小組，有1807位幸存者和見證人作了口述實錄并簽名蓋章。
記者查閱了部分口述，內容觸目驚心，不忍卒讀。
僅有幾十戶人家的廟行鎮，在1932年幾乎全鎮盡毀，無辜的遇難百姓達12人，被燒房屋57戶243間。據廟行鎮周巷村程勝法老人口述，1931年，家中準備逃難，但年邁的祖父還要照顧村上2位病重老人，堅決不肯走。無奈，程勝法與祖母、媽媽和弟妹撇下祖父，去上海投奔父親。在麗都戲院難民所，四五百難民擠在大廳里，春天一到，瘟疫流行，很快奪去弟妹的小命。程勝法被父親送往彭浦親戚家中，才得以保命。停戰后，他和剩下的家人返回廟行，見家中住房和一畝多竹園被炮彈削平，祖父和村上老人被槍殺后投在大火中燒焦……
1928年出生的周小弟永遠不會忘記日軍向他和其余26位手無寸鐵的村民開槍時的慘烈情形。當年，朱家宅村人周小弟與村民們一起逃難，行至嚴家宅帚箕堆，被日軍發現。日軍向周小弟們喊話、打手勢，村民們猜想日軍是讓他們繼續走。誰知，日軍突然向逃難者開槍。周小弟的父親、哥哥、姐姐均被擊中身亡，母親受傷。而周小弟和6歲的妹妹跟著一起倒地，未被打中，他們驚恐得只能一路爬行，繼續逃難。他們親眼見到日本兵的槍尖上，挑著一個已經死去的孩子。
根據傅海根老人的證詞，1932年2月20日，日軍侵犯江灣，賀王宅（今高境村）農民和泥水匠18人，被日軍強抓至南朱家橋，替日軍搬運軍用物資。午飯時，日軍只發給每人一個飯團充饑。當時，村民怕飯團有毒不敢吃，日軍認為村民絕食反抗，遂強行關押。夜晚，18位村民被押至湯朱家橋河旁，日軍令他們分成兩排，隨后舉槍掃射，鮮血染紅了整條河道……日軍施暴離去后，一位叫孫松亭的村民因子彈未擊中要害而幸免一死。口述者傅海根，就是孫松亭媳婦的侄子。
紀念村里走出了地下黨
盡管1932年淞滬抗戰以南京政府的妥協告終，但正是從“一·二八”這天開始，日軍步步緊逼的侵略勢頭和囂張氣焰，受到了中國有力而頑強的抵抗。也正是這場抗戰，將全國人民的怒火、憤慨、愛國激情與抗日決心，統統點燃。
這場戰爭打響后，中國共產黨積極支援十九路軍抗日，發出宣言和斗爭綱領，通過上海黨組織發動群眾，支援前線。上海市民和全國各地群眾組織起義勇軍、敢死隊、情報隊、救護隊、擔架隊、運輸隊、宣傳隊、民工隊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形成強大的十九路軍編外軍團。戰火紛飛中，各種支前物資，支助款項紛紛投向上海。在美國、加拿大的華僑，捐贈鋼盔；馬尼拉華僑，捐贈汽車；古巴、菲律賓華僑，捐贈飛機；在滬外國友人、商人，捐贈藥品、銀洋等。1天之內，上�；I設起幾十個傷兵醫院；5天時間，上海受捐棉衣褲3萬余套。
更靠近戰火的寶山人民，則以更激情的姿態投入抗戰。祖傳五代的江灣名醫蔡香蓀，在國難當頭時，與江灣鎮其他中、西醫聯合起來，組織搶救隊，救護受傷的抗日戰士和百姓。蔡香蓀將自己診所的藥品全部捐出，又將家毀親亡、無依無靠的數百名難民收容安置在立達學園、文治大學、景德觀以及未遭到轟炸的居民客堂間里，每日供應兩頓薄粥，輔以咸菜、蘿卜干，這點供應在戰火連天的日子里已是難能可貴；為幫助中國軍隊迅速渡過水深浪急的寶山 藻浜，河兩岸家家戶戶火速行動，在極短時間內籌集到大量門板、竹編、木桶，冒著嚴寒在浜上架起一座座浮橋，使部隊得以及時通過，贏得了戰機。日軍飛機狂轟濫炸時，中國軍隊的軍火船劇烈搖晃，附近居民不顧水冷刺骨，紛紛跳入河中，幫部隊打撈落水的軍用物資。
正是這場戰爭，讓更多人懷著對日寇的深仇大恨，從紀念村走出，成長為取得抗戰勝利的中堅力量。90歲高齡的高阿弟至今記得，他住在廟行紀念村時，在季家橋學校讀書，比他大2歲的楊逸，跟他是同校同學。楊逸原名楊福妹，1923年生，親歷“一·二八”和“八·一三”兩次淞滬抗戰，她一心跟從共產黨人丁瑜，從一位“小難民”，成長為投身抗戰的地下黨人。1938年，楊逸接受黨組織任務，回到寶山，開設小酒店，作為從事革命活動的聯絡點；創辦季家橋小學，培養“小八路”投身抗戰。上海解放后，楊逸任宋慶齡第一任秘書，并全程參與護送宋慶齡北上參加開國大典……
楊逸如今仍健在。腿腳尚好時，她每年都要回到寶山老家，追憶抗戰烽火歲月。上一次回去，她看見在共和新路和一二八紀念路口已興建起萬達廣場。而一二八紀念路和紀念村石牌坊猶在，它們仿佛是無聲的語言，不斷訴說著那段歷史，不斷在提醒人們：銘記歷史，珍視和平，開創未來！
我來說兩句
已有0評論 點擊全部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