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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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林環 【題記】 能不能，允許我 們取一把羅店紀念 碑前的土——上海黨史工作者去年接到一個電話 正午時分，寶山羅店的陳伯吹中學安靜如常。從校門往里走，向右，深處有座四烈士紀念碑，寂然矗立。 這里是上海唯一的紅十字會烈士紀念碑，鮮為人知，卻從不曾被忘卻——1946年紀念碑在烈士殉難處建成，1981年重建，1984年在原碑西側按原樣放大重建，2000年由上海文管會再次撥款修繕。 在其東邊，相距不足百米，是當年的羅店汽車站，正是四烈士犧牲的地方——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分會第一救護隊副隊長蘇克己、助醫劉中武、護士謝惠賢、護士陳秀芳，在1937年的淞滬抗戰前線遭日軍屠殺，蘇被殘忍分尸成六段。宋美齡特用英語，在“中央廣播電臺”以《日軍殘殺紅十字醫師》為題，昭告世界如此罔顧國際公約的暴行。 本報于3年前刊載的特稿《一九三七：“醫師慘烈殉國之第一人”祭》，是在浩如煙海的典籍圖書里發掘并獨家還原了這段血色歷史。它遠沒有“四行倉庫”“八百壯士”那樣廣為人知，可它同樣被銘記被守護，在肅穆的文檔里，在城市的文脈里，在親歷過那個悲壯年代的中國人以及他們的后人心里。 而3年前報道的最后一個段落，名為“未完”。 故事，在紀念抗戰勝利70年的今天，繼續。 “最為慘烈”的犧牲 蘇潔摩挲著父親蘇克己生前專用的處方箋，戀戀不舍。 這是父親遺物中最后一張處方箋了。她左思右想，還是決定一并捐了，捐給父親犧牲的地方，讓更多年輕人看到、被觸動、共同紀念。 5月13日，蘇潔與寶山區檔案館征集編研科負責人臧慶祝，各自在“寶山區檔案館征集檔案資料、文物、書刊清單”上簽名。老化斷裂的聽診器、印有蘇克己名字的處方箋、蘇氏印章及五幅照片翻拍件（原件于上世紀80年代龍華烈士陵園籌建時捐獻）等，被捐出。 蘇潔是遺腹女，1937年10月她出生時，蘇克己犧牲一個多月了。她從未見過照片之外的父親，這位現年78歲的同濟大學退休教師，一直到1997年退休開始尋訪父親足跡時，才對父親生平有了清晰認知。旁人很難想象，她第一次聽母親朱寶琴完整講述父親的犧牲經過，竟已在讀初中了，是與同學們一起坐在臺下聽——母親受校方之邀介紹抗戰前線“醫師慘烈殉國之第一人”的烈士事跡。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蘇克己毅然報名加入戰地救護，任羅店醫院院長兼外科主任。8月23日拂曉，日軍轟炸羅店，救護隊房屋被炸毀，全隊正擬西撤時，適逢中方空軍戰士苑金函在空戰中機墜人傷，落于羅店附近。蘇聞訊急率隊員赴救，不料遭遇日軍，忙將苑掩護匿入豬圈。苑得以不死，而蘇與隊員數人被俘，中國紅十字會的臂章被強行攫去，并被令跪地。據當年《新聞報》報道，“倭寇野蠻成性，將救護人凌虐備至，用鉛絲貫穿手掌，任意踢打，且欲逞獸行侮辱女護士，蘇醫師忿不可遏，以未縛之手，舉藥囊向寇擲擊，寇暴怒，拔刀亂砍蘇氏”。蘇被肢解為六段，血肉狼藉，慘不忍睹。部分隊員得以逃脫，但謝惠賢、劉中武亦被槍殺；陳秀芳腹部重傷，雖經救出送醫，但搶救未果而亡。 更令人發指的是，據目擊者稱，蘇克己犧牲前曾用純熟的日語，自我介紹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人員的身份，卻仍遭殘害。 血色抗戰，上海是日軍鐵蹄橫行的“重災區”，“在兩次淞滬抗戰，日軍飛機對上海地區的轟炸規模之大、頻率之高、范圍之廣，為歷史上所罕見”（摘自《上海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本會于抗戰之役，始終活躍槍林彈雨之中，貢獻最豐，犧牲亦重。以本會第一救護隊蘇副隊長克己、隊員謝惠賢、劉中武、陳秀芳，臨難不茍，慷慨殉職，情形最為慘烈，充分發揮本會服務國家社會之精神，更足為抗戰史中可歌可泣者……”數米高的紀念碑于1946年10月12日揭幕，這段碑文為當時中國紅十字會會長蔣夢麟，副會長杜月笙、劉鴻生等人撰寫。 蘇潔的捐贈物品中有一張1946年于碑前所攝的照片翻拍件。如果沒有照片，蘇潔已渾然記不得當年的細節，“為永志紀念起見，特于殉難原址，樹碑紀念，業于昨日下午五時正式舉行揭幕典禮……空軍司令部，為敬仰蘇烈士舍身救護空軍戰傷人員，昨特派傘兵一班，到場致敬……鼓樂前導，列隊赴紀念碑，由主席團將覆于碑頂之紅十字旗揭開，儀式莊嚴肅穆，禮畢已暮色蒼茫”（摘自1946年10月13日《申報》）。 照片中，她與母親，皆胸佩白花、臂戴黑紗。那一年，她9歲，懵懵懂懂，尚未從母親口中知曉父親事跡；也并不知道，她的痕跡已現于媒體——《申報》《時事新報》《新聞報》《中央日報》《民國日報》《僑聲報》《正言報》等，均對紀念碑揭幕加以報道，其中《新聞報》提及“蘇烈士與夫人朱寶琴女士新婚未久，后生一遺腹女，今已九齡”。 尸首不存的合葬 去年9月，烈士劉中武的遺孀張雪榮離世。劉中武的外孫女劉繼風，給一直保持聯絡的寶山區檔案局副局長、寶山區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朱曉明打來電話，說家里想要一把土，羅店紀念碑前的一把土。 捧這一把土，與老人的骨灰合葬。 劉中武是中共地下黨員，1937年犧牲時僅26歲。其女劉景茹于1988年從山東老家攜子來滬，那年54歲的她從記事起就未與父親謀面，佇立紀念碑前，怔怔盯住父親遺像，竟昏厥了。 1937年8月初，日軍艦云集吳淞口，戰事一觸即發。正就讀于上海新中國醫學院的劉中武，給遠在山東的父母和妻子發出一封簡短的家信，告知“抗戰已經全面展開”，就決然投身戰地救護工作。1937年11月，其家人接到上海新中國醫學院的校方通知：“劉中武同學參加紅十字救護隊，下落不明。”寥寥數語，此后再無劉中武的任何訊息。劉繼風說，姥爺生前寫回山東的最后一封信里有句“盡忠不能盡孝”，姥姥記得清清楚楚，也清清楚楚地說了幾十年，兄弟姐妹們都能背誦。 朱寶琴于1985年過世，守寡48年。1937年2月，蘇克己與羅店醫院助產士朱寶琴結婚，參加了上海市第12屆集體結婚典禮。 新婚剛剛半年，蘇克己慷慨赴難。恰在蘇犧牲的同一天，1937年8月23日，日軍在寶山羅涇小川沙等處登陸，3個多月僅在羅涇地區就殺害平民2244人，占未及逃難的平民總數的80%（摘自上海地區首部通過實證調查形成的侵華日軍罪行專著《羅涇祭》）。這一天是農歷七月十八，幾十年來羅涇人將此定為“總忌日”，悼念死難親友。至今，羅涇的老人還在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 母親在世時，蘇潔每逢清明就隨母親去四烈士紀念碑祭奠，帶束花，獻花鞠躬，之后母親總是繞著紀念碑走走，看看碑文，看看東西兩側鑲有的四烈士瓷像。“我到羅店去掃墓，見紀念塔頂之紅十字已殘缺不正，而四側碑文脫落，令人痛心……請到塔前一看，是否屬實……”朱寶琴曾多次向各相關部門寫信呼吁修繕紀念碑，是促成紀念碑一次次修建的動因之一。2000年8月13日的修繕竣工儀式上，蘇潔受邀發言。她堅信，“母親在天有知，會含笑九泉”。 而今，蘇潔每年清明去母親的老家常熟為母親掃墓，而去羅店的紀念碑則改于8月23日，那個父親犧牲的日子。 蘇潔說，在常熟的墓里，有母親的骨灰，還有父親的照片，也算是合葬了。 尸首不存，無法歸葬——1937年，待戰事西移、滬戰稍停后，蘇克己的親友們去殉難地找尸骨，遍尋卻不得。次年，一名原擔架隊員來告訴朱寶琴，說殉難地發現了2具尸體。朱忙邀當時脫逃的羅店醫院老院工王才賡，同赴羅店辦理拾骨入棺事宜。遺憾的是，根據尸上皮帶和頭發判斷，二人是劉中武與謝惠賢。 “媽媽后來還找過多次，都沒結果。”蘇潔說，有人問過母親，為何不再結婚？母親答，再難找到像他那樣好的人。 這次的捐贈物中有一篇蘇克己的弟弟蘇正己的回憶文章，寫了兄長對富戶、貧民都一樣悉心診治，比如蘇克己曾見一衣衫襤褸老人倒臥路旁呼吸急促，立即叫來人力車扶他上車，自己奔跑著緊跟車后，到了醫院迅速急救。又如，1937年蘇朱在上海江灣參加集體婚禮時，另一對不相識的新人沒有車子，蘇克己就主動邀請他們同坐自己雇的馬車。 這就是蘇克己——生于1900年，江蘇武進人，南洋醫科大學畢業，上海醫師公會會員，秉性善良，醫術精湛，在百姓中素有聲望。 捐贈物中還有一張蘇克己與朱寶琴在羅店醫院居所的照片翻拍件。簡易木房，小方桌上有個花瓶。定睛細看，瓶中有水，高低錯落的是鮮花，應是路旁隨處可見的野菊。 這就是他們的新婚生活，是那個戰火紛飛的殘酷年代里，短暫甜蜜的安寧。 絕不孤單的守護 距記者上次來訪已3年。在蘇潔的臥室墻上，唯一裝飾，依然是一張由民政部頒發的“烈士證明書”：“蘇克己同志在抗日戰爭中犧牲，被評定為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這張2014年換的烈士證，文字幾乎與之前1983年頒發的一致，只是執證人的名字由朱寶琴變為了蘇潔。 3年了。在蘇潔家的大門上，一模一樣，仍有一張“光榮人家”的紅條幅。蘇潔說，這張是今年社區新發的。 3年前，蘇潔接受采訪時說，她的家庭不善交流，她是獨自在守護這段歷史；而今，她在海外生活的兒子得知她要捐物給寶山區檔案館時，特意提醒她拍照后發去電子郵件，以供他隨時可看可紀念。 共悼英魂，以彰豐碑。蘇潔聽聞，在1988年，四烈士舍身相救的中方空軍戰士苑金函從臺灣來到大陸，專程去四烈士紀念碑前敬挽。 曾與蘇克己并肩在前線救護的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分會第一救護隊隊長陳榮章，生前在家里大廳墻上掛了兩張單人照，是那墻上僅有的照片。女兒嘉平說，那是兩名陌生的青年女子，并非家人，并非親友，卻被精心鑲在鏡框里。“爸爸說那是兩位護士同事，他常常感慨對不起她們，把那么年輕的她們，帶去了抗日前線救人，卻沒再帶回來。” 而從事黨史研究的朱曉明，對四烈士的尋訪更是堅持了不止3年，至今仍在繼續。2009年春，朱曉明通過市公安局的電子信箱、接待窗口，輾轉得到蘇潔的住所地址；2010年初，通過電話聯系山東省蒼山縣民政局，找到劉中武的后人；另兩位年輕烈士陳秀芳、謝惠賢很可能尚未成家，至今未能找著親人，只在近期查到了1937年9月出版的《中國紅十字會月刊》有篇《敵人殘忍毒辣屠殺我救護隊員》，提及陳秀芳是上海人，中學畢業后曾學習看護，抗敵之戰起就奮身加入救護隊服務，每天出入前方火線與后方病院，既勇敢又努力，“廿四夜間，敵人被剿后稍退時，我方另一救護隊始發現受傷的陳小姐，這時她已經一日夜未吃任何東西，流血也沒停止過，奄奄一息，於廿四夜十二時，送至中德醫院，二時即含恨而逝”…… 去年11月上海市紅十字會與紅十字運動研究中心編纂出版的書籍 《紅十字在上海，1904-1949》中強調：“救死扶傷的紅十字救護人員因其中立地位，無分國籍，理應受到保護和照顧。然而淞滬會戰中，日軍完全無視《日內瓦公約》等相關的規定……‘紅十字’標志非但沒有成為‘護身符’，更因易于辨認而致一眾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慘遭毒手。”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所編的《上海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中也明確舉例：“中國紅十字會第二救護隊駐于真如東南醫學院，門首懸有紅十字旗，隊員皆佩臂章。于八月十八日晨六時，日機擲彈轟炸該院，除院內房屋炸毀外，并炸死擔架隊長張松齡。” 烈士無言，山河為證。在抗戰勝利70年后的今天，四烈士紀念碑前常有花圈，校園內時有朗朗讀書聲。 蘇潔的外婆曾告訴蘇潔，蘇克己特別疼愛孩子，總是笑瞇瞇塞上一大把糖。與孩子們在一起，或許就是烈士對和平生活的憧憬了。 血色換來安寧，在這座城市，永不會忘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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