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遺忘，一座城市“無聲的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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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龔丹韻 【壹】 這是一段幾乎被忘卻的歷史。 1937年的上海，當無數戰士為抵抗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轟隆炮火的背后，上海這座城市的無數普通人也在進行一場“無聲的抗戰”。 他們與敵人斗智，與疾病、饑餓與恐懼斗勇。最終，他們拯救出一個個平凡而又鮮活的生命。在廢墟中，他們與這些生命一起，從未放棄生活、學習，也從未放棄對未來的希冀。 這場抗戰的戰場就是“南市難民區”——戰爭爆發時，獲得交戰雙方認可，最終保護了30萬平民的避難區。它開創了戰時保護平民的先例；它是《拉貝日記》主人翁約翰·拉貝學習的母版。而繼南京之后，它的模式繼續在武漢、杭州、廣州、福州、漢口等多地被復制推廣，保守估計，至少讓50多萬中國難民幸免于難。1938年，這段事跡被美國《時代》雜志報道。 最重要的是，這一“上海模式”被寫入1949年的《日內瓦公約》，從此成為國際法的一部分，于全球踐行。 至今，在世界戰火紛飛處，只要看到國際紅十字會的身影，就依然能看到它背后深潛的上海歷史記憶。 時隔70多年后，在南市難民區的故土上，或破損的老屋、或嶄新的樓宇已無法訴說塵封往事。這塊覆蓋著城隍廟的地標地段幾經變遷，如今依然是上海文化與商業的象征之地。九曲橋下每一塊黑壓壓的石磚、每一道抹不平的刮痕，或許曾經都是難民的陪伴者和安枕處。它們在褪去歲月的滄桑后，涌動出的是熱騰騰的繁華煙火氣。這大概是多年前，難民們躺在此地風餐露宿時、摸著石頭喃喃自語時，對未來生活最美好的想象。 抗戰勝利70年后的今天，我們重新撥開歷史的灰燼，以期告訴更多人，這段普通人的抗戰故事。 【貳】 1913年，一名法國神父來到上海。從黃浦江遠望時，他大概未曾料到，24年后，這里有30萬人的命運與自己牢牢維系在一起。 他叫饒家駒。 他的右臂在徐匯教書時被煙火炸飛，從此成為“獨臂神父”。《申報》報道說，他精通英、法、中、希臘、拉丁等語言，是天生的演說家。他有著一抹濃須，滿面微笑，身軀頎長，且愛好交際，與盤踞上海的各方勢力私交甚篤。關鍵是，他樂意運用這些關系救助難民。 1931年長江水災，饒家駒積極救濟；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他為被困婦孺四方奔走； 而當時間流走至1937年8月13日，他已是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副主席、上海國際救濟會的常務委員和救濟組主任。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 這一天，滿目瘡痍的城市，浸滿死亡與恐怖。侵略的日軍在焦土中繼續燒殺掠搶。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淪為難民。哀嚎聲在狹窄的街巷與弄堂里此起彼伏，人們死于轟炸、死于饑餓、死于無力救治的疾病、死于妻離子散的暈厥。 而難民們的信念只有一個——逃出上海，或躲進租界。租界頓時人滿為患，最多時集中了70多萬難民。全城的難民如螞蟻般密密麻麻，迅速填滿外灘、外白渡橋，幾乎沒有一絲縫隙。露宿街頭的成年人每日凍餓死者逾百，兒童死亡人數翻倍。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均表示“束手無策”。 公共租界指示：“不要卷入難民事務，而是把這個問題留給國際紅十字會，其他國際組織，以及傳統的中國救濟組織。”法租界更是干脆，與華界交界口安裝起鐵柵門、架設鐵絲網，阻止難民繼續涌入。“大批民眾被摒門外，萬頭聳動，號泣救援，秩序混亂已極。” 無數難民集聚在南市。他們擠在民國路（今人民路）上，眼巴巴地望著法租界的大門，缺衣少食，處境悲慘。 救濟會的收容所難以為繼，救濟組主任饒家駒想出了一個主意——“就商于中日軍事當局，將方浜路以北一帶，劃為安全區，為難民避難所”，這便是1937年11月9日成立的南市難民區，亦稱饒家駒區。 【叁】 斡旋于每一方的顧慮和利益，最初的談判無比艱難。 饒家駒需保證，安全區不會成為擴張的租界，不會成為中日雙方的軍事用地，不會成為任何一方的“后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贊同、中方要贊同、日方也要贊同，交戰雙方都簽署書面協議，安全區方名正言順。 這件“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居然讓饒家駒憑借高超的交際技巧辦成功了。 1937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首先同意。隨后日方也勉強同意，這得益于饒家駒一貫積累的人脈和聲譽。而后來在南京試圖建立安全區的拉貝，由于沒能獲得日方認可，在其壓力下，南京安全區不到半年便被迫關閉。 書面協議的好處馬上體現出來。11月11日，日軍占領南市大半，沿街縱火，連燒數日，但南市安全區沒有被波及。 烽煙蔽日中，7根竹子支撐的臨時帳篷緩緩撐起，充滿希望地出現在震旦大學校園里。7000多名難民擠在一起。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門診部、難民登記處、培訓班、分發定額食物處、煤供應部等基礎服務設施緊張有序地建立起來。 而南市難民區開放的第一天，城隍廟、小世界、學校、公園、教堂、寺廟，但凡有空間，收容所就如雨后春筍一個個冒出來。 安全區面臨的是另一種孤島般的挑戰：一個被圍住的區域，生活著幾十萬驚慌失措的難民。維持秩序，相當于管理一座中等城市。 安全區是自治的，監察委員會首先成立，饒家駒任主席，各國外籍人士任委員。這是高明之舉。不少委員其實在租界、商會擔任要職，他們獨特的身份便于協調矛盾，更便于募集資源。 難民區被劃成9個分區。各區長之下，分設總務、文書、訓導、設計、給養、庶務、衛生、消潔、登記、調査、醫務等職，工作人員均由中國人擔任。總辦事處下設難民組、居民組、警衛組、衛生組、給養組等。財政預算分4塊：食物、衣服、醫院和其他。 這哪是“小小的難民區”，這幾乎就是一個完善的管理體系。日子久了，難民們自己發動起來，與慈善組織分工合作。最終，大家一起讓這個孤島社區擁有了行政機構、警察、醫院、學校、手工工場甚至刑事法庭。 南市難民區能被寫入《日內瓦公約》，其獨特的范例價值正在于此。因為它不僅孕育而生，而且還創造了一套戰時難民管理體制，這套制度至今都在世界范圍產生影響。 【肆】 1937年11月9日，鐵絲網圍住了方浜路。許多人還未意識到，30萬人的命運即將被改寫。 起初，難民們聞訊涌入，人口迅速超10萬。然而這里什么都沒有。沒水沒電、少糧少衣。委員會和法租界協商，法租界的水電供應延伸到難民區。最終，安全區建立了24個開水房，為104個收容所提供服務。 接著是吃飯問題，形勢不容樂觀。每一天，通往法租界的西大門口，隔著厚厚的鐵柵欄，難民們總是伸出手乞食。 法租界居民出于同情，有時會隔門給難民投食。但結果總是年富力強的人搶到食物，有人因此受傷，也有人把食物再轉賣給他人牟利，弱者和兒童永遠得不到食物。委員會出面阻止這種做法，盡量把食物送到捐贈中心。 而饒家駒的頭等使命就是募捐。 上海的慈善機構、企業、官方機構都紛紛出錢。饒家駒覺得日本負有責任，甚至還去找日本人要錢。然而在戰火中，這座工商業城市已經凋零，快被掏空，幾乎捐無可捐。1938年5月2日，饒家駒開始海外募捐。 他先去了日本，變相“敲打”日本繼續遵守諾言，不要占領難民區。然后他又去了加拿大、美國。 5月26日，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接見了他，慷慨地給他一大批小麥和一大筆美元。此時的上海糧食短缺、物價飛漲，美國的小麥不斷由國際紅十字會免費運給難民，簡直是送了一場場及時雨。 一張5分的票，換取6盎司大米。這是每個難民一天的份額。根據資料記載，安全區內共開辦了24個糧食分發中心和24個集體食堂。每天，寺廟院子里隊伍蜿蜒長達百米。分發者坐在桌子邊，票券被一一蓋章和打孔。大米從一堆麻袋中被舀出，倒入難民的袋子里。 最令委員會緊張的是醫療衛生。安全區內一旦暴發傳染病，后果難以預計。這個工作太繁重，任何一個組織都無法單獨處理，于是責任被分攤給各善團。生病的難民實在太多，就連路邊被遺棄的嬰兒，時常都染上性病。 1937年11月16日，城隍廟內設立了第一家臨時醫院，門診部每天處理300多個病例，但是與難民人數相比，仍然不成比例。第二天，南市流通圖書館內成立了臨時產婦醫院。后來又陸續增開了災童醫院。這些免費義診都需要一大筆開銷。期間，委員會還募得一些防疫疫苗，免費給難民注射。 夜晚，火光和轟鳴時不時從毗鄰處冒起，這樣可怕的景象讓安全區的治安形勢格外嚴峻。法租界每晚派中西偵察員若干在區內巡邏，以防小竊和騷亂。每天白天，委員會的成員都會在安全區出現，他們一旦出現，難民們就心安了。 【伍】 每天，總有一輛黃包車，迎著晨光，從呂班路、老北門、新開河，出法租界鐵門，一路行駛進入南市難民區。車上坐的正是饒家駒。 南市，像是一個由狹窄街道組成的迷宮。當兩輛黃包車彼此駛過，都要小心翼翼。街道因鋪有尖利的石頭而崎嶇不平。難民們涌入這里后，迅速占據所有空房，填滿每一個角落。 饒家駒事必躬親，他每天必到難民區，因為管理再妥善，也總有疏漏。 第七區區長任希彭虛報難民數額，克扣難民口糧。事發后，從他家中搜出賑米若干、賑衣百套、綢布棉被百余條，他受到了嚴厲處罰。 1939年4月，難民區委托恒達洋行采購糙米1000包，其中數百包攙入稗子、砂石。 難民區內還會發生吸毒、賭博、酗酒、斗毆等違規事件。刑事法庭因此而設立。 上海市檔案館里，至今還保存著一份珍貴材料，由南市難民區監察委員會所寫，上面描述了難民區的生活圖景：商人們從浦東那里帶回蔬菜、水果、肉類、大米； 他們更喜歡將商貨運輸到南市去賣，因為在南市商品賣得更快更直接； 道路兩邊擺了許多食品攤位，有豬肉片、成堆的橙子和蔬菜。商品價格則受到中國商會的控制。 大部分難民都攜帶一些錢財。由于南市幾乎與周圍隔離，這些錢只能在安全區內流通，它類似于一個孤島社區。監委會做出種種努力，鼓勵店主重新開店。這些“店鋪”不單單只賣食物，還令人驚訝地銷售由陶瓷制成的飾品、銅制品、廉價的刺繡以及卷軸字畫，這些物品都是安全區第一次開放時發生的大肆搶劫的結果。 可以說，是上海的民眾和國際友人共同支撐著難民區。它靠救濟竟然維系了30萬人口生活了近三年，不少研究學者都感嘆“實在了不起”。 法文版 《饒家駒的故事》小冊子里面，有這樣一句話：“令人敬佩的上海，這座以其無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安全區里，時而有低吟的讀書聲飄蕩。是兒童與成年人，他們席地而坐，或找來粗糙的長凳、鐵皮餅干筒坐上，聽難民學校的老師教授知識。 編筐、結草繩、做紙花、編草鞋、做鞋、裁縫、刺繡等手工藝課紛紛開設出來。因為大家認為，總有一天，在某個值得期待的和平未來，難民們能用上這些手藝。 這里是讓人絕望的戰區，這里也是希望之地。 【陸】 盡管有鐵絲網，日本人還是進來了。 1937年11月12日，新北門障川街忽然竄出30多名日本兵。他們在沙包上插著太陽旗，用槍刺驅散周圍難民。下午又開出兩輛輕型坦克，巡行民國路，14名日本步兵尾隨，恣意查抄行人。饒家駒趕緊交涉，日軍才未越過民國路。 12月16日，一名中國狙擊手躲在難民區里，打傷了日軍哨兵，日軍沖了進去。饒家駒與日軍的一個中佐談判，最后日軍還是讓步，同意由委員會繼續管理難民區。 雖然表面上承認難民區“不受武力攻擊”，但日軍的覬覦始終存在。不久，日軍找到了借口，說自己的士兵在難民區外巡邏被人打傷，他們不顧國際救濟會的申辯，強行開進難民區搜查。 翌年底，日軍又使出了新花招：難民區總辦事處通往租界的電話線被剪斷了，也是經饒家駒據理力爭，后來才由工兵接通。 后期，日軍加強控制，難民居住的區域縮小至小世界、青蓮庵、廟前救火會、豫園、內園、珠玉業公所、露香園等7處。難民區出入口僅剩淘沙場和陳士安橋兩處。 根據一位老人的回憶，日軍哨兵進入難民區時，不僅驅逐難民，還有一些中國女孩被拉出去強暴。但總體上，這里還是比較安全。 在這樣一個難民區，必然有共產黨人的活動。難民區里就曾建立起黨支部。趙樸初是慈善救助的重要人物，周邊聚集了不少共產黨員。他們一面救濟難民，同時動員單身男子參加新四軍。 根據學者后來的考證，新四軍一部分的來源就是上海的南市難民，他們通過地下通道，慢慢把這些難民運送出去，名義上是疏散回鄉，請饒家駒開證明，弄通行證，實際上這些人就跟著共產黨到了蘇北，加入了新四軍。在這個難民區里，后來培養出一批共產黨的骨干，如曾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長的周克、曾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楊堤等等。 【柒】 1940年，上海形勢好轉，大部分難民返鄉。 6月，歐洲戰場吃緊，饒家駒離開上海，返回法國。他的祖國也在遭受戰爭，他要回去幫助他的同胞，就像幫助上海的同胞一樣。 《申報》 在6月18日第8版中刊登了對饒家駒的采訪。其中寫道：饒氏昨日對他的朋友說：“中國就是我的故鄉，我深愛中國，此次雖暫返歐洲，不久還是要回來的。”他最近不用“饒家駒”三字，改名為“饒家華”，言為心聲，我們顧名思義，就知道他易名的動機，他的確是一位摯愛中國的國際友人。 “南市難民區”缺乏主持者，6月底宣告結束。 饒家駒不知道的是，他離開后，上海的難民們一直想為他鑄立一座銅像，還想把城內的方浜路改為饒家路、方浜橋改為饒家橋。 但《申報》說，“他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既無金錢，又無勢力。” 1946年，饒家駒因病死于柏林，享年68歲。 然而無論如何，安全區的成功，推動了世界文明的轉輪。 國際紅十字會高度關注，在南市安全區成立后不久就派人前來參觀。 1938年，第16屆國際紅十字會通過了“安全區決議案”，饒家駒安全區被視為戰時平民保護的成功范例。 1949年，63個國家代表制定《日內瓦公約》。其中，第四公約就是 《關于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文件兩次提起“饒家駒安全區”，把這一“上海模式”作為公約的范例，這在國際公約中極為少見。 從這一刻起，國際人道主義法里，正式有了武裝沖突中保護平民的條款；從這一刻起，南市難民區的意義跨越了時代和國別，成為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環。 遺憾的是，饒家駒病逝于1946年的柏林，沒能見到1949年的《日內瓦公約》。但是上海的南市難民區，卻以這種方式永遠記住了他，記住了和他一樣慷慨、仁愛，在抗戰中與侵略者斗智斗勇，保護無數平民的人們，也記住了這座海納百川的慈善之城所散發的人道主義榮光。 （參考資料：阮瑪霞 《饒家駒安全區》一書，蘇智良、張化、姜玉春等多位學者的論文） 特刊學術支持：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 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 化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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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中國紅色旅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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